中国光伏如何在欧洲崛起?

汤拯 来源: 秦朔朋友圈 编辑:jianping 光伏发电
近年来,中国有一些行业的企业在立足国内主场的同时,在欧洲及其他发达国家开疆扩土,逐渐登上世界舞台的中央。 这其中,中国光伏的崛起与国际化进程波澜壮阔,其与欧洲同行的交流互鉴、竞争合作引人瞩目,值得深入研究剖析。   一 光伏是一项古老而崭新的技术。早在1839年,法国科学家贝克勒尔就发现了导电液
近年来,中国有一些行业的企业在立足国内主场的同时,在欧洲及其他发达国家开疆扩土,逐渐登上世界舞台的中央。

这其中,中国光伏的崛起与国际化进程波澜壮阔,其与欧洲同行的交流互鉴、竞争合作引人瞩目,值得深入研究剖析。

  一

光伏是一项古老而崭新的技术。早在1839年,法国科学家贝克勒尔就发现了导电液中两种金属电极用光照射时,会出现电流增强现象,即光生伏特效应,简称光伏效应。之后百余年间,无数科学家尝试通过这一技术将太阳能转化成电能。

1954年,美国贝尔实验室开发出单晶硅太阳能电池,该领域首次具备产业化的可能。1970年代的石油危机和环保意识的兴起,带动美国大力投资开发光伏技术。

新世纪之交,德国在光伏领域一度风光无限。当时的德国红绿政府(社民党与绿党)通过了《可再生能源法》(就是大名鼎鼎的EEG),大幅提高对光伏发电行业的补贴,光伏成为一项有利可图、稳定可测的业务。德国光伏厂商逐步成长为世界市场领导者,2011年德国该行业的就业人数超过了15万人。

德国历年光伏装机总量,可以看出,2012年之前的增长陡峭向上,在这之后则相对平稳发展。来源:德国联邦经济部、联邦网络管理局等,solarbranche.de网站整理。

中国光伏起步晚、技术差、市场小,处于跟跑者地位,首先是做好欧美国家的供应商,生存下去,站稳脚跟。这一时期,人们经常提到中国光伏产业的问题是三头在外,即原料、市场和技术都在国外。

技术含量最高的硅料提纯、硅片生产环节基本都掌握在美日德三强手上,中国企业只能在电池片生产和组件封装这两个劳动密集型生产环节狠狠内卷。

2011年,世界光伏装机总量的63%在欧洲,德国以27%的份额位居全球老大。

同样是这一年,国内市场只占中国光伏企业销量的不足十分之一,它们的主要产能都用于出口,其中57%销往欧洲,15%销往美国。即便如此,行业中也涌现出20余家上市公司以及无锡尚德施正荣等多位全国新富。

2012年堪称光伏行业翻天覆地的转折点。这一年,德国政府酝酿数年的补贴下降政策正式施行,从而令整个行业陷入巨震,中国也被迫减少了对欧出口。

眼看着原材料和装机成本在急剧上升,而市场上的成品价格却不断暴跌,德国乃至欧洲资本市场对光伏行业迅速地由热捧转为疑虑,大量德国光伏制造商陷入巨大的资金与运营压力,并转化成一场生存危机。

2011年,德国光伏装机量还处在巅峰时的8GW,到了2013年时就骤降至2.5GW,2014年更是跌至1GW左右。根据德国联邦经济部的数据,仅从2011年到2013年,德国光伏产业从业者就从15万人先后降至10万出头与5.6万人,可谓满目疮痍。

德国过去三十年历年光伏装机量,这里可更直观地看出其直至2022年也没有恢复到2010-2012年巅峰期的7.5-8GW。来源同上。

此时在大陆彼岸,中国的同行们同样处在水深火热之中。2012年欧美对华祭出“双反大旗”,中国光伏出口产品自这一年底起要被征收23%~254%的高额“双反税”。第二年,中国对欧美的出口分别骤降50%和70%,全行业普遍陷入亏损,数百家企业倒闭。

回头来看,“双反政策”对欧洲乃是“伤敌八百、自损一千”之举。欧洲自身的光伏产业并未因对华“双反”迎来良好发展,反而由于本土补贴减少、成本价格过高造成了市场萎缩,到2016年欧洲光伏市场总装机量由5年前的24GW猛降至6GW左右,跌到历史最低点。

越是黑暗,越是靠近黎明。十年过去,中国光伏产业不但没有覆灭,反而迎来了涅槃重生。

一方面,国家及时出手,稳健的电价补贴以及策略性的逐步降补孕育了国内市场,中国在悄然之间成为全球最大的光伏装机国;

另一方面,曾经过于依赖三头在外而备受煎熬的中国光伏企业痛定思痛,在技术沉淀、全球布局乃至行业逻辑方面都进行了全新反思与行动,以隆基绿能等为代表的新一代领军企业,不仅站在了产能的全球巅峰,更站在了引领全球技术演变的潮头。

2015年中国超越了德国成为全球光伏累计装机量最大国,目前已在全球一骑绝尘。图中蓝色表示中国,绿色表示德国。

时至今日,根据国际能源署(IEA)的数据,2021年全球安装的所有太阳能组件中有76%来自中国,太阳能电池、硅料则分别达到88.4%和78.7%。

中国的出口目的国榜首就是欧洲,份额达到近56%,其次分别是亚太和美洲。

与当初不同的是,中国国内市场已连续8年成为世界第一,中国企业得以进入一个“市场壮大——技术升级——市场壮大”的良性循环。欧盟有关研究报告指出,欧洲在2021年共有8GW的生产能力,而中国在过去15年中开发了约300GW的产能,差距巨大。

2015-2021年中国光伏组件产量占全球比重,来源:中国光伏产业协会、前瞻研究院。

根据德国经济与能源部的测算,到2030年光伏发电总量必须从60GW增加到200GW以上,德国的能源转型才能成功。根据这一目标,德国在未来8年内每年要安装超过17GW,而2021年和2022年这一数字仅为5.46GW和7.18GW。

从产品来看,当前由德国本土制造的太阳能电池板仅占市场半数左右,如2021年为2.8GW,其余一半则主要来自中国。2022年,欧盟从中国进口的光伏产品组件比例达到87%,弗劳恩霍夫研究院太阳能系统研究所专家Jochen Rentsch指出,“如果在欧洲你正在寻找太阳能硅片生产的设备,目前你将找不到一个有竞争力的非中国制造商。简单地说,我们需要来自中国的机器,以使我们摆脱对中国的依赖!”

近年在欧洲政府和企业间,开始出现担心地缘政治冲突或中国出口限制而影响行业发展的顾虑。不久前24家德国公司给联邦经济部写公开信函中,提出了一个重新激活欧洲光伏产业、摆脱对华依赖的政策建议。

信中指出,目前德国的产能只占全球的百分之一,呼吁政治家们采取行动,推动德国拥有更多太阳能技术的生产能力。越来越多的德国媒体也以德国乃至欧盟如何能赢回光伏产业为主题,经常剖析国家政策、产业培训、产学研合作、投资便利化等多个角度的应对建议。

德国和欧洲部分政界与媒体人士不断鼓吹降低对华“过度依赖”的风险,其实,依赖性是双向存在的,中国光伏产品同样对欧洲市场存在依赖性,毕竟目前后者占据中国光伏年出口额的接近一半。

最近几年欧洲、美国乃至印度不断出炉全新的光伏政策,支持本土制造,鼓励当地产业链建立,叠加各类贸易调查和壁垒,不免给中国光伏业带来了巨大风险与挑战。

今年3月,欧盟出台《净零工业法案》和《关键原材料法案》草案,均旨在推动包括光伏产业在内的制造业回归欧洲,同时助推欧洲绿色转型。

中欧之间的光伏产业竞合关系,正在揭开新的篇章。


当前的中国既具有西方国家罕见的巨量优质劳动力和巨大且增长的市场规模,也具有其他发展中国家罕有的工程师福利、创新研发实力。此外,在华投资还能享受到一系列其他全球少有的优势,诸如良好的基础设施、低廉的能源价格、领先的5G网络、稳定的政策环境,等等。

中国相对于欧美国家,或者其他大型发展中国家,其优势已非单一或少数领域。从综合性比较优势来看,中国在全球范围都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国家。深度融入中国产业链的欧洲企业,往往能够降低成本,并享受常年显著高于世界其他地区的投资收益率,因此对中国市场难以割舍。

从更深层次来看,能源、交通、通讯历来是工业革命的几大支柱,新能源车与光伏产业涉及的并不仅仅是各国的绿色转型、碳中和战略,还牵扯到未来各自的能源安全。

前文提到欧盟力推的《净零工业法案》旨在为欧洲净零项目创造所谓更安全的营商环境,提升本土工业竞争力,创造更多绿色就业岗位,最终让欧洲走向能源独立,到2030年欧洲净零产品自供比例就要达到40%。

其实,当前中国在两大领域均已日益显现出成本、效率、供应链等多方面综合优势,如果刻意人为减少或停止对华合作,欧洲企业的全球竞争力反而可能受损,欧洲自身要实现碳中和目标也恐遥不可及。

另一方面,对中国企业而言,地缘政治、保护主义盛行,给其全球战略带来了全新考验。例如,在欧美纷纷出炉新政策补贴光伏产业本土生产的背景下,如何顺应时局,在充分研究当地政策动态的基础上稳健积极考虑投资设厂,从而借助这场新能源革命,推动自身在全球分工中占据更大的话语权,同时融入当地环境、打造共赢生态,将是中国企业的主要课题。

跨国投资的成功之所以艰难,就在于难以再造一个类似国内的成功环境。从电动车来看,国内目前的动力电池装机量、充电桩数量都是全球第一,在关键原材料、激光雷达、智能座舱、电机电控等各领域配套完整,已形成较为完整而具国际竞争力的产业生态圈。

从企业跨国经营的角度来看,中国厂商在“走出去”上已经有了一个好的起点,如何进一步做到“走进去”“走上去”,一方面通过打造驻在国的安装、服务、售后体系,形成在欧稳定生产与销售能力,借助当地融资体系与供应商网络充分发挥自身优势,另一方面完善全球战略、人才与供应链布局,不断培育国际品牌,融入当地社会,并逐步实施更加贴近本土需求的研发、营销方案等等,都将决定了中国企业未来与所在国产业和市场之间的融合程度及质量。

复制自己的成功,往往是成功的捷径。当有一天中国企业能够有机结合驻在国法律法规与商业环境,拿出独一无二而又符合需求的当地产品和商业模式,学会融合政商学研各界资源打造全新生态系统,也许,更广阔的一片星辰大海将在前方等待我们。

 
本文摘编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 ,作者:汤拯(北京帕特纳斯管理咨询公司创始人,兼任贸促会中国国际商会理事、品牌创新委员会副主席,英国 OCO 国际咨询集团高级合伙人,意大利国家投资发展署驻华首席代表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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