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2010年是我国“十一五”规划的最后一年，也是我国在战胜世界金融危机之后稳步发展的一年。通过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稳健的货币政策，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国民经济保持了平稳较快发展。回顾近几年的能源发展，有几组数字令人印象尤其深刻：

　　—— 2009年我国首次成为煤炭净进口国，且进口量达到1.03亿吨，而2010年煤炭进口量进一步超过1.5亿吨;

　　—— IEA统计显示，从1990年到2008年，我国能源相关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增长了2倍多，到2008年达到65亿吨。人均来看，我国为5吨/人左右，已超过世界平均4.38吨/人的水平。2008-2009年、2009-2010年我国的能源消费总量增长率分别达到6.3%与5.9%，二氧化碳排放占世界的份额仍在增长;

　　——美国皮尤慈善基准会统计，2009年和2010年连续两年，中国赶超美国成为投资清洁能源最多的国家。2010年总投资规模达到544亿美元，风电装机达到3000万千瓦以上，相比2009年再次翻番。

　　能源不会再廉价了

　　最近一段时期的国内煤炭价格总体上不断上涨，已经超过了平均意义上的“国际价格”。尽管其中有国际煤价大跌、而国内“煤炭整合”煤炭供应不足的问题。这究竟是个短暂现象还是一个转折点仍然需要观察。但是考虑到煤炭价格仍然没有将环境破坏的外部成本充分纳入，煤炭行业也并没有开征水平更高的资源税，安全要求与投入日益增高，未来煤炭“不再廉价”将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经济的发展，必须适应能源价格的这一变化。

　　同时，我国排放迅速增加的局面非常不乐观。在主要发达经济体排放减少或者稳定的情况下，我国二氧化碳的排放份额仍将进一步增长。

　　从现在到2020年，如果年GDP增长率达到7%，实现40%-45%的减排目标(年CO2排放强度下降3.3%-3.9%)，那仍意味着中国的碳排放将增长90%左右，上升到约100-120亿吨。

　　气候系统的模拟一般认为，全球气温上升要实现在较大概率上(超过50%)不超过两摄氏度，温室气体浓度稳定在450PPM，2020年全球需将碳排放限制在440亿吨(包含所有能源与非能源排放，能源相关的排放309亿吨左右)。但是目前各国的提议离这一目标还有不小的差距。简单推算，如果发达国家实行其各自自愿的减排目标，那么中国即使实现了既定的强度减排目标，到2020年，其占世界总排放的比例(即使考虑到其他发达与发展中国家排放增长的不确定性)，也将达到35%左右。作为一个与主要国家贸易关系密切的大国，不断增长的排放份额是我国出口、国际形象与经济发展的隐忧，必须尽快加以扭转。

　　这些充分说明了传统的发展方式，无论是发展的资源条件，还是外部世界约束，都已经难以为继。探索如何能够实现能源与经济的转型发展已经成为整个政府与社会的共识。煤炭之外，石油天然气早已进口多年，承受着国际能源价格上涨的压力。能源不再廉价，也不应该廉价，并且在气候压力等背景下，也不会廉价了。

　　建立通往秩序的规则

　　中国成为清洁能源的最大投资国则昭示了积极的信息。清洁能源，包括大部分的可再生能源(比如风电)目前都比传统的化石能源要贵，当前的发展需要付出一定的经济代价，但是这种发展将潜在地减少未来的气候风险与不可承受能源价格的风险。从这种意义上，可再生能源的投资是对未来投资，这一行为是面临未来不确定情况下的一种“风险管理”。

　　清洁能源投资迅速增加的事实显示，人们愿意为此支付“风险溢价”，保证未来的安全。有理由相信，这个清洁能源市场，随着市场与价格信号的逐步完善，将创造更多的机会，市场越来越大。同时，产业拉动下的装备制造业发展，在市场的激烈竞争中也会“大浪淘沙”，成长壮大一批强势企业，市场将是最好的“裁判”。我们需要格外下大力气做的，是建立一套通往秩序的规则，作为一种长效机制，规避企业发展所可能产生的负面外部影响，尤其是环境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