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5年,美国物理学家威廉·史坦利开发出了世界上第一个可商业应用的变压器。这一发明宣告了电力供应可以克服最大距离和负荷的限制,而此前,正因为这一限制,各地的电力用户往往都是依赖距离他们不远处的小型发电站。那时所有发电站都是“分布式”的,规模较小,彼此很少连接。
一年后,史坦利在马
企业)可以通过垄断的电网和发电企业进行电力交易,并支付输电网络过网费用。
英国模式下,尽管存在垄断,但却使得发电企业和用电客户实现了市场化连接,即便无法通过市场竞争来提高输电网络的效率,但电力系统的整体运行效率却在发电市场和用电市场的供需平衡之中得到了提升。 5号文件中的电力改革设计,事实上借鉴了英国模式,但同时又进行了自我创新。改革计划保留一大一小两家输电网络企业,对其各自成本和收益实行间接比较的方式来实现隔空竞争,实现经济学上的“标尺监管”。尽管这一构想充分体现了5号文件制定者的过人智慧,但却被两大电网企业的强势所闲置,因为“输配分离”的改革始终难以启动。 在“输配不分离”的情况下,电网绑架了全体电力用户,成为中国电力市场的超级购电者。这种强势并没有为电力消费者带来任何实惠,电价在不健康的电价形成机制中不停上涨。 对于发电企业而言,尽管入网审批和上网电价审批都掌控在国家发改委手中,但具体实施却掌控在电网手中,即便是作为中国发电领域骨干的五大发电集团也无法和电网站在平等的位置上。 在中国电力市场中,由于政府审批所有上网电价和售电电价,使得政府在市场中既是球员也是裁判,将市场上时刻变化的电力供求关系牢牢笼罩在审批制度之下。而对于最该尽快实行政府单独定价监管的电网环节,却始终没有动作。在这种结构下,电网的所有收入都是来自发电企业上网电价和终端用户电费之间的价差。尽管电网宣称自己不是以营利为目的,但其介入产业上下游的扩张冲动,很难让人信服其企业结构运行的框架不是为了盈利。 政府审批上网电价的逻辑是电厂发电成本越高,入网电价也就越高。在中国电源结构中,最具成本竞争优势的水电,因其运营成本最低,上网电价也就最低。在这种逻辑下,政府主导的定价体系完成了反市场的“劣胜优汰”的逆向淘汰。水电企业为了生存,近年来不停刻意让水电站建造成本增加,来获得更高的上网电价。而一轮又一轮“煤电顶牛”的嘈杂,也只是为增加火电企业上网电价而制造的舆论声潮。最终所有增加的成本也理所应当地增加到全体电力用户身上。 中国电改尽管没能形成连接供需之间的电力市场,但却像模像样地学习英国组建了电监会,来监督一个根本不存在的电力市场。 这种背离市场原则的电力结构和机制竟然还有一些人极力捍卫,有人撰文甚至指出:“中国没有自由化和私有化才没有酿成灾难,中国若想避免重蹈美国加州电荒之覆辙,就应当坚持单一购买机制。”其逻辑如同是“为了防止噎死,因此不能吃饭”一样愚蠢。另外一些人借口全球范围内,各国国情不一,电力改革没有固定的模式,另外因为中国没有进行深入改革,所以没有发生大的电力安全事故为由,来证明中国电力模式的先进性。他们却忽视了尽管很多国www.gesep.com节能环保家电力改革的目标和模式很不相同,但改革的大方向都是努力在电力系统中引入市场竞争,用市场来协调和平衡电力供需双方。这一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