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格是市场竞争中最核心的要素之一。电力的商品属性，决定了其在竞争阶段同样要遵循以质优价廉赢取市场份额的竞争法则。

通过十余年间自身的努力，我国光伏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硅材料到电池组件到电站建设，在不断的自我淘汰的过程中，已形成了具有较强国际竞争力的一体化全产业链。政策红利推动我国光伏产业规模持续增长，产业技术创新持续升级，下游应用市场蓬勃发展。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制造规模全球第一，技术研发全球领先的国家，却存在着发电成本高于国际水平的怪相，平价上网的进程与光伏强国的地位不相匹配。

协鑫新能源总裁孙兴平曾表示，平价上网才能使光伏行业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但平价上网的突破不仅仅取决于技术进步和上游制造业成本降低这两大因素，发电项目的土地、税收、融资等非光伏成本正左右我国光伏平价上网的进程。实现平价上网需要光伏行业自身的努力，同时也需要政策创新形成合力。

据了解，土地成本及不合理收费，已成为干扰光伏发电成本下降绕不开的因素。2015年国土资源部曾下发《关于支持新产业新业态发展促进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用地的意见》，提出采取差别化用地政策支持新能源等新业态发展。光伏、风力发电等项目使用戈壁、荒漠、荒草地等未利用土地的，对不占压土地、不改变地表形态的用地部分，可按原地类认定，不改变土地用途，在年度土地变更调查时作出标注，用地允许以租赁等方式取得，双方签订补偿协议，用地报当地县级国土资源部门备案。

但是在项目的实际开发过程中，差别化用地政策落实程度不一，大多数地区对占用未利用地、农用地的光伏项目办理转建设用地手续，大幅提高了建设成本。以20兆瓦的光伏电站为例，工业用地出让按最低价标准约为4万元/亩，仅新增的土地成本就要超过2000万元，如果在建设用地费用高的地区成本则更高，这对中东部地区光伏发展造成很大影响。

同时，税收等不确定因素加重企业负担。根据《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人均耕地不超过1亩的，单位税额为每平方米10元~50元”，即对于耕地占用税具有5倍的调整空间。而根据《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的规定，城镇土地使用税采用有幅度差别定额税率：大城市1.5~30元，中等城市1.2~24元，小城市0.9~18元，县城、建制镇、工矿区0.6~12元，调整空间达到20倍。由于地区间税收执行标准不统一，相关部门自由裁量权较大，造成光伏发电项目难以把控投资风险。此外，相比国际上的税务投资人概念，即全社会投资免税，国内的社会税收政策对光伏等新能源的支持力度仍显单薄。

最后，融资成本过高掣肘光伏发电的市场竞争力。由于光伏电站建设具有建设资金密集的特点，一次性资金投入高、回收周期较慢，前期需要大量的资金介入，良好的融资环境和有力的金融支持成为光伏实现平价上网的关键节点。随着美国减税加息、国内发展实体制造经济等政策调整，将引起国内其他主体经济体被迫加息以应对本国资本外流的风险，这导致企业直接融资成本增加；与此同时新政出台引发资本对光伏产业发展信心受挫，融资形势更为紧张。目前国内光伏电站的贷款利率徘徊在6.5%，上浮至10%时有发生；全社会平均融资成本7.6%，与海外市场融资成本普遍低于2%差距较大。

相关统计显示，在国内市场，由国家能源局组织招标的10个应用领跑者基地，由于对土地税费等建设边界条件有严格把控，中标价格普遍低于同类资源区光伏电站上网标杆电价，青海格尔木基地已实现低于当地燃煤标杆电价，协鑫集团在青海领跑者项目的投资招标中也已报出0.32元/千瓦时的价格；而在海外市场中，由于更为优越的建设边界条件，2016年晶科电力以2.42美分/千瓦时中标阿布扎比光伏项目，2017年协鑫集团在中东、墨西哥等地区和国家参与的光伏电站招投标中报价均已低于0.2元/千瓦时且保持盈利。种种实践直观地反映出，在光伏发电的成本之争已经从组件成本上升为电站的系统成本之争时，非技术成本是电价居高不下的主要推手。当土地税费、融资成本等边界条件均被设定和满足，光伏发电或许可以自然而然地从“贵族化”走向

新政的出台将不可避免地造成行业在一定时间内的萎缩，而及时降低转嫁给光伏行业的非技术成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缓行业的大起大落。目前，国家已明确表态支持企业在西部荒漠地区建设大型可再生能源基地，急需政府尽快出台配套措施降低土地使用成本，对于荒漠化地区免征土地使用税。同时，促进金融界与新能源产业的拥抱力度，推进金融创新，以更为优惠的贷款政策推动光伏平价上网进程。

正如光伏“领跑者”和我国企业在海外市场的实践所印证的，当非技术成本被有效剥离，至少在西部等太阳能资源好的地区，即时即刻可以实现不需要补贴的平价光伏发电，以此进一步扩大新能源的市场规模，同时拉动国内市场对上游产品的需求，平复新政引起的产业链震荡，整个行业也可以从补贴下的政策市场向平价的自然市场实现平稳过渡，我国未来的光伏产业和能源转型也可以在良性循环的轨道上持续加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