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开幕以来，多哈气候大会被期待完成的重要使命是“平稳过渡”：上承巴厘路线图，下接德班平台谈判，既要在《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德班平台”等领域取得阶段性进展，又需要启动2020年后全球减排路线图的工作程序。然而目前在谈判接近尾声的情况下，在《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和气候资金援助等一系列核心议题上，谈判各方的种种交锋再次印证了共识形成的艰难。专家指出，在拯救“人类共同的未来”上，南北合作将是推动谈判取得阶段性成果的重要因素。
　　拉锯中的南北竞争
　　在多哈会议的谈判桌前，此前在哥本哈根、坎昆和德班上演的情形不断重复：一边是学者、国际组织官员力证气候变化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一边是各国外交官们为了本国利益不断在讨价还价。目前除形成几个类似谈判纪要的文本外，多哈大会并无实质性进展。《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减排力度和执行长度、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资金技术转让、“德班平台”规划等重要议题的谈判进展缓慢，一些发达国家甚至企图抛弃早已达成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公共政策所副所长于宏源研究员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当前“胶着”的气候变化谈判进程与全球政治经济格局“东升西降”的走势同步。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巴西、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美日欧等发达经济体则遭受严重的创伤，在全球经济格局中的地位有所下降。当前，发达国家率先减排的政治意愿不断下降，发展中国家所承担的义务逐渐加重，发达国家正在竭力将其应负的国际责任推卸到新兴经济体头上。
　　“就目前来看，多哈气候大会仍凸显了南北阵营的竞争。”于宏源说，“这次会谈取得重大突破的可能性不大。”
　　新形势下的中国角色
　　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政府提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至45%，不附加任何条件，不与任何国家的减排目标挂钩。《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克里斯蒂娜•菲格雷斯高度评价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减排问题上采取的行动，认为“中国在减排方面担负起了自己的责任”。
　　在去年的德班气候大会上，中国在美国、欧盟、基础四国、77国集团之间积极斡旋，但德班成果也给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提出了新的挑战。
　　于宏源向记者指出，目前有两大趋势值得关注。一是发达国家“有力无心”，帮助发展中国家的意愿严重不足；二是中国等新兴国家“有心无力”，既面临着把经济发展成就转换为全球公共产品的挑战，也面临着西方发达国家推卸气候变化责任的压力。
　　“在发达国家缺乏应对气候变化政治意愿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应该清醒理智地看到自身在气候治理中面临的机遇与挑战，量力而行。”在今后的国际气候谈判及气候治理进程中，于宏源强调指出，中国应逐渐形成一套成熟的“中国逻辑”，努力推动自身诉求的实现，而不是仅仅在发达国家的逻辑之下忙于“见招拆招”。
　　曲折中前进的气候治理
　　尽管多哈谈判步履维艰，在于宏源看来，国际气候谈判的制度化存在本身就彰显了某种合作的可能。
　　“其实，每次气候谈判都会有一些成果和进展，既不会无疾而终，也不会大功告成。气候谈判仍旧在曲折中不断发展。”于宏源指出，事实上，多哈大会已经在细节上带来了一些改变，比如提升了联合国机构在执行、监督气候变化问题方面的能力，加强了绿色气候基金秘书处的建设。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气候变化”也不再作为一项单独的议题而存在，而被更多地与低碳、能源等议题有机结合起来。一个典型例子是，多哈通过马斯达“零碳”城市近10万的太阳能面板发电，进行了能源可持续发展的尝试。观察家指出这传递出因石油而富裕的海湾国家日益重视气候变化的积极信号。
　　全球气候谈判进程无疑将是一个渐进和长期的过程，而每一次谈判都是围绕“人类共同未来”的阶段性博弈。“就目前形势来看，自上而下的政府间谈判显然举步维艰，而自下而上的低碳环保细节，则具有推动气候治理前进的积极力量。”于宏源说，“当我们谈论气候变化，我们其实是在谈论人类共同的未来。为了实现人们所憧憬的美好未来，诉诸国际合作是不二选择。”正如在多哈气候大会开幕式上宣传片中打出“70亿人，1个挑战”的字幕，尽管分歧犹在，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各方已没有太多时间犹豫和观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