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欧洲和美国的经验看，碳价格的发现、排放企业在碳指标上的套期保值和风险管理，都需要传统的期货市场发挥功能；就如同电力企业需要用期货、衍生品市场来管理原料投入（油、天然气、煤炭等）和 产出（电力）的价格变动风险。

　　在中国，按照国家发改委的部署，广东、湖北等省和北京、上海、天津、重庆等直辖市都参与了中国碳市场试点的设计。参照其它国家的经验，一旦试点的省、市政府确立了碳指标（或称“配额”）的总量规模和在参与试点企业的配额分配模式，接下来的关键一步，就是让中国的金融市场，特别是期货市场，成为碳价格发现的重要平台。

　　可以说，如果中国的期货产业不能介入到碳价额的发现中来，碳交易在中国肯定会走弯路。

　　自1848年第一个商品期货合约——小麦——在芝加哥上市后，美国期货市场已经有了160多年发展历史。中国的期货市场在过去20年从无到有，取得很多成绩，然而，它毕竟还是一个新兴市场，产品相对较少，层次相对单一——如没有大宗商品的场外掉期业务，而且没有基于期货合约的场内期权交易。同时，相比印度和巴西等发展中国家，中国由于没有利率和汇率期货，金融机构在期货市场的参与度较低；期货对于国民经济的整体影响只限于大宗商品方面。

　　巴西的期货市场则要发达很多多。根据交易所的统计，2010年全年，巴西的期货成交量为6.19亿手（单边）；其中一半以上是利率期货和美元汇率期货。按交易群体划分，42.4%的总交易量来自金融机构，29.61%来自机构投资者，22.4%来自外资投资者，3.88%来自散户，1.71%来自企业。这一年，巴西的期货交易总金额相当于27.2万亿美元。

　　给碳定价，核心在交易所。而交易所能否真正做强、做大，关键又在治理结构和透明度。以往，我在同碳交易的创始人桑德尔博士（Richard Sandor）的交谈中，能够感受到他对这个环节的高度重视。2005年，他力推将芝加哥气候交易所和欧洲气候交易所的控股公司— Climate Exchange plc. 在伦敦创业板IPO上市，接受整个资本市场的监督。在初期，碳交易作为一个新鲜事物，很多市场参与者，包括金融机构，还对此不很了解。于是桑德尔博士除了交易所的董事会之外，还吸收了来自包括国际知名的学术机构（耶鲁大学）、金融市场监管机构（FINRA）、非政府组织和美国前农业部长和国际贸易谈判代表等在内的一流专家组成的交易所顾问委员会，监督交易所的运作。

　　金融市场透明了，才能最广泛地吸引一流的金融机构、企业和机构投资人参与金融合约的交易；而有了高质量的流动性，才会有所谓的“定价权”。

　　最新的一个例子是，从上月20日起，ICE欧洲交易所将在每周一公布ICE布伦特原油和柴油期货合约的持仓分布数据，共涉及四类市场参与者：生产商、掉期合约交易商、期货管理基金和其它类。这将进一步提高了原油市场的透明度。

　　在中国，随着利率期货和外汇期货的推出，金融机构和机构投资人参与期货交易的程度必将深化，中国的期货市场以散户为主的局面将发生根本改变。

　　在对外开放方面，巴西和印度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像中国一样，本国货币目前并非完全自由兑换，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吸纳国际资金参与本国的期货交易。经历了2008年华尔街的“百年不遇”的金融危机后，这些新兴市场国家，也在如何开放本国金融市场，融入国际金融体系，提高金融话语权等核心问题上，积累了宝贵的实战经验。

　　在中国，证监会有计划未来容许QFII参与股指期货交易；中国的碳交易的形成，也将伴随着中国整个期货市场逐步、有秩序的对外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