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电网的规划设计必须放在能源转型这个大框架之下做出整体战略设计，无论是运煤还是输电、交流还是直流、分布式与集中式的比例，都必须参照中国煤炭分布特性、新能源发展规划、储能情况、电动汽车发展规模等方面，都必须在宏观体系下作出整体考量，仅以一两个工程的投资规模作出判断，轻言上马或者反对势必是不科学的。

　　再以德国为例，2013年，德国政府制定了至2022年的电网发展规划，其中明确提出要大力修建跨区电力输送走廊，超过2000公里的4条直流输电走廊，加上近3000公里的交流新修和扩建线路，将负责把德国北部区域的近3200万千瓦绿色电力输送到南部负荷中心。这份总投资额超200亿欧元的电网规划展现的是一个清醒的认识，可再生能源的发展和投资最终要通过其生产的电力的流动和传输来体现。

　　德国还促进了欧盟层面的远景能源发展战略“Roadmap 2050”，希望能大力发展跨国甚至洲际输电。比如该发展战略希望能在西班牙和法国间建设约5000万千瓦输电能力的线路，以充分利用光照充足的西班牙光伏发电。同时，在英国和法国间建立约1200万千瓦的线路，以输送英国近年来大力发展的海上风电。

　　在这样的国际化背景下再去打量特高压，如果中国能利用特高压工程实践积累人才和技术，并积极推动这些技术参与全球竞争，所取得的收益又岂是用贵贱可以来简单衡量的。能源全球互联网，这才是能源战争最后的决胜之地。

　　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假设，假如2050年北京的500万辆机动车全部变成电动车，这将对电网、煤矿和石油生产意味着什么？也许到那时人们才会认识到现在的特高压争论和电网规划的重要性和特殊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