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时4年,《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下称《目录》)在2014年8月20日公布。这份自10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文件,意味着新一轮西部开发方向的确立。 早在2010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曾印发《关于深入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若干意见》,要求国家发改委编制《目录
动刀传统产业 早在《目录》正式公布前,大唐国际便于2014年7月发布公告,与中国国新控股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国新公司”)签署《煤化工及相关项目重组框架协议》,拟将其煤化工板块及相关项目进行重组。
值得一提的是,成立于2010年的国新公司,为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国有独资公司,其定位在于“配合国资委优化中央企业布局结构、主要从事国有资产经营与管理的企业化操作平台”。
直到今年年初,大唐国际等相关领域企业还充满希望。2月份,国家能源局通报了煤化工产业“到2020年规划煤制油产能3000万吨、煤制气500亿立方米”的目标,被视作将开启煤化工产业的“工业化新时代”。两个月后,《目录》征求意见稿发布,煤化工项目在多个西部省区中也均有列入。
7月始,形势急转。17日,国家能源局发布通知,明令禁止新建20亿立方米以下煤制气和年产100万吨以下的煤制油新项目。而在正式发布的《目录》中,西部煤化工项目全部被排除在外。
对于煤化工项目政策的“突变”,姚慧琴认为:“一份简单的《目录》背后,凸显的是非常宏大的问题。十几年的西部开发,经历了一个‘爆发期’,‘爆发期’后,传统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势必要拉开”。
西部地区拉开产业调整的基础,在于其数量庞大但被长期忽略的新型能源储备。相关研究数据表明,中国陆地每年接受的太阳辐射能相当于24000亿TCE(1吨标准煤当量),若以1%的陆地面积、20%的转换效率算,一年可提供的能量就达48亿TCE;而我国10m高度层的风能总储量为32亿千瓦,实际可开发为2.53亿千瓦。
2014年9月,国家能源委员会专家委员会主任张国宝在博鳌论坛上表示,在中国西北建设可再生能源基地的“装机容量可达3000万千瓦”,为世界第一。
西部产业结构调整,还缘于现存的突出问题。魏后凯分析认为:“西部开发实施14年,一直以能源污染换取高速增长,单位GDP的能耗过高,加之产业发展未能形成合理层次,导致西部高速发展的同时,贫困问题加剧。”
此外,记者从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了解到,就全局战略而言,西部地区传统产业调整,在“十二五”与“十三五”的承接时期推进,具有其特殊意义:
首先,中国为煤炭消费依赖第一大国,能源结构占比达67.5%。不仅煤炭西移与东部需求矛盾突出,集中于西部地区的煤化工产业,更面临着环保污染、缺水严重、产能过剩等多重困境。
其次,“十二五”期间,中国工业发展“主要表现为工业内部结构的不断升级和优化”,需要以“清洁、低碳战略性新型产业”逐步替代“高耗能、重污染企业”。
《目录》发布对市场的引导作用十分显著。据记者不完全统计,仅仅一个月,西部地区新增新能源项目签署便多达50余例。
与此同时,姚慧琴分析认为,因原有西部开发的布局和倾斜,在传统产业的调整和升级上,在资金和技术上具有相对优势的四川、重庆、陕西等省市,步伐会迈得快一些,而相对落后的新疆、内蒙、甘肃等地区,则更需一个以煤炭产业为代表的传统产业退出、以光伏产业为代表的新兴产业进入的碰撞过程。
“而且这个过程,既不会太短,也必须经历。”姚慧琴说。
作者:汪峥 来源:财经国家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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