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保2摄氏度？
    　正在形成的后2020年气候机制将有别于《京都议定书》，这将是首次在所有缔约方做出应对气候变化承诺的前提下共同构建一个“自下而上”的国际气候治理机制。
    　因此，这意味着全球温度上升不超过2摄氏度目标的实现将有赖于各国自主决定的贡献。
    　“新协议应体现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和各自能力原则，同时考虑不同国情。“中国外交部气候变化谈判特别代表高风表示。
    　目前，全球并不在通往2摄氏度的轨迹上。
    　联合国将于10月就各国提交的气候目标进行汇总，然后进行分析。但并没有任何的官方机制审评各国的目标。
    　因此，新气候协议还需要一套强有力且各国都信任的审议机制用于评估各国行动力度。
    　“中国可以在巴黎会议上帮助各方凝聚共识，共同制定强有力的审议机制，确保在后2020年期间评估并不断增强各国气候行动力度。”李莉娜表示。
    　气候专家普遍认为，各国气候行动不应是一个短期的减排目标，而应是一个关于实现“去碳化”的长期路径。
    　七国集团目前探讨了长期气候目标，支持在本世纪实现全球经济“去碳化”。到2050年实现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较2010年减少40%至70%。他们还承诺至2050年努力实现本国能源转型，并制定长期低碳发展战略。
    　一份由邹骥联名撰写的解读报告称，根据最新发布的IPCC第五次评估报告中较为符合中国实际的、有可能实现2℃温升目标（50%可能性）的诸多情景研究结果的推演，其对中国2030年前的减排要求和中国2030年减排贡献所设定的目标基本是一致的。
    　“核心关注在于中国2030年达到峰值后是否能以更快速率脱碳。”该分析称，也就是说，如果中国能在实现2030年目标的基础上以更快的速率脱碳，那么中国长期发展路径将有望满足全球2℃温升目标要求。
    　该分析还对2030年后的一些情境进行了初步分析，认为碳强度有望进一步提高到2030-2040年的6.3%和2040-2050年的9.2%。年均非化石能源装机需从2005-2020年的4150万千瓦上升到2020-2030年的6280万千瓦，并进一步上升到2040-2050年的9000万千瓦左右。

    　进一步明确资金支持
    　“如果我们需要一个公平的协议，我们在资金问题上必须越来越明确。”法国外长、巴黎气候大会主席洛朗·法比尤斯（Laurent Fabius） 6月29日在纽约表示。
    　高风也认为，能否破解资金难题，很大程度上关系到2015年巴黎气候大会的成败。
    　此外，协议还要考虑到减缓、适应、技术、透明度和能力建设等要素。“六大要素要在新协议中得到充分反映，这样才能反映国际社会的共同诉求”。
    　中国方面认为发达国家需要明确2020-2030年提供资金支持的量化目标和实施路线图，提供资金的规模应在2020年开始每年1000亿美元的基础上逐年扩大。强化绿色气候基金作为公约资金机制主要运营实体的地位。
    　截至6月16日，已有34个国家（其中8个发展中国家）承诺向绿色气候基金注资。已经承诺的资金约为102亿美元，已有24个国家签约注资58亿美元，占总承诺的61.5%。
    　据了解，由承诺转为实际贡献需要8-12个月时间。
    　而中国不会选择向绿色气候基金注资。不过，中国正在筹备其倡导的南南合作基金。
    　中国政府2011年设立的南南合作专项资金，每年出资1000万。2014年9月，国务院副总理张高丽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联合国气候峰会时表示将建立气候变化南南合作基金，从2015年开始将在现有基础上把每年的资金支持翻一番。
    　目前，据记者了解，发改委正在研究实施方案，确定南南合作基金管理体制和运行模式，争取在巴黎气候大会期间启动运营。
    　此外，业内专家也呼吁由中国主导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与丝路基金能将气候友好的原则纳入投资决策，加速全球的低碳转型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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