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的高科技生态和中美两国的实验田
　　不过，新能源政策的制定不止可以参考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以色列这个国家也很有意思，”Sivaram说，同时指出以色列在“全球清洁技术创新指数”上是排名第一的国家。“以色列有非常成功的高科技生态系统，而且由于资源的限制，它本身就很有必要发展清洁技术。”用清洁能源报告中的原话来说，以色列“以大批高科技企业吸引了国内外的投资者，因此得以弥补自身市场局限、地区政治问题敏感以及水资源匮乏等不足”。
　　另外，根据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能源与国家安全项目的负责人Sarah Ladislaw，这一领域一些最大胆的政策试验，倒是在在中国和美国这样被当作反面教材典型的国家施行的。
　　中国就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案例，Ladislaw说，“一方面，他们的煤炭和石油储备量很大，但另一方面，在过去几年中，他们可持续能源储备的增量也比其它国家领先。他们几乎是单枪匹马地降低了太阳能能源的成本，因为他们的太阳能供量增长确实很大，而提供的补贴yeshiva巨大的。”
　　中国成功地同时采用了欧洲与美国的政策来刺激可再生能源市场。而美国由于认为德国式的上网电价政策花费太多、补贴太多而放弃采用，Boersma说。美国一般比较关注的是可再生能源比例标准（有些欧洲国家也采用这种标准），在这种标准下，公用事业公司提供的可再生能源的比率必须达到政府的规定，但是，价格和各种能源所占的份额却还是由市场决定。而根据2011年由Ladislaw与他人合著的一份CSIS报告，中国政府是采取了“两头抓”的手段。她说，中国正准备在全国范围内实施排放交易计划。该计划一旦实施，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排放交易系统。
　　美国的高碳排量以及上世纪90年代拒绝在京都议定书上签字的行为，使得这个国家的名声在应对气候变化的运动中向来不好。不过，美国的个别州却在这方面有了出色的表现。今年秋季，加利福尼亚通过一项承诺在2030年以前实现可再生能源比例达50%的法案，而在最近，纽约州长Cuomo也表达了自己对另一个提高可再生能源占比的目标的支持。
　　Ladislaw表示，美国模式的一大优点，就在于它实施的一系列“微政策”，比方说，“需求相应”计划允许消费者依据智能量表和当时的能源价格来调节自己一天中的能源用度，这就为能源公司免除了另建工厂来应对能源使用“高峰期”的麻烦。加利福尼亚也为建造电动车基础设施提供了补贴，以期解决能源市场向电动车时代过渡中的“鸡生蛋问题”，即：在电动车需求明显增加之前，为什么要建充电站并连入输电网呢？但是，如果没有充电站又怎么鼓励消费者去购买电动车呢？
　　Ladislaw也谈到了印度：“印度最引人注意的一点就是他们在太阳能方面设立的大胆目标，”也就是要在2022以前将太阳能产能提高到100千兆瓦（目前印度太阳能产能仅为4千兆瓦）。但是，她补充道，“要达到这一产能，以及实现其他清洁能源目标，国际社会需要给予他们非常多的财力、人力支持，这一尝试也将验证，一个国家是否能够在实现经济增长的同时实现减排。”
　　巴黎正在发生的国际外交事件或许没法给我们太多的信心，但有关政策的创意并不缺乏，它们也即将在大范围内投入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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