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认为，要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必须实现能源的可持续，这就要求能源转型，实现清洁绿色、稳定可靠。而能源转型的核心内容是要实现煤炭的清洁化，尽可能减少煤炭的使用量，也就是要革煤炭的命。这种观念最初得到了煤炭方面一些专家的反驳，但后来他们逐渐意识到，实现煤炭的清洁化、发展可再生能源是世界潮流，是时代进步所提出的要求。因此他们也转变了思想，主动提出，不是革煤炭的命，是煤炭要革命，煤炭要实现绿色、清洁发展。

 

　　政府部门的转变也非常明显。2014年发布的 《能源发展战略行动计划（2014-2020年）》中提到，到2020年，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达到15%，煤炭消费比重控制在62%以内。而近日发布的《能源发展“十三五”规划中》，将煤炭消费比重调整为消费比重降低到58%以下，短短的两年，煤炭占比目标就下调了2个百分点。

 

　　我国环境标准必须比欧美更严苛

 

　　记者：您长期致力于环境改善，您如何看待当前我国的大面积雾霾问题？

 

　　李俊峰：我们没有预计到的是，我国的发展速度如此之快。打个比方，在2000年时，研究认为我国到2020年只需要消耗24亿吨标准煤，而事实上，到2010年我们消耗了30亿吨标准煤，几乎是2000年的3倍，与之对应的环保措施却没有按照新的发展情况的要求去加大强度。当时预计2020年我国的汽车保有量不到6000万辆，而实际上目前我国的汽车保有量已经达到了2亿辆，但汽车的生产标准和油品的质量标准却没有跟上。

 

　　2012年末、2013年初我国爆发了大面积雾霾，当时大部分专家认为中国的雾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的问题，是多污染物的互相叠加，是工业化和能源快速增长等多种矛盾的交织。产生的原因很复杂，产生的机理也很复杂，难以对其做出很快的判断。

 

　　但我认为，在这件事上不必太过复杂化。以中美两国做一个对比为例：中美两国的国土面积相差不大，两个国家的能源消费量、汽车拥有量都差不多，但是美国是碧水蓝天，究其差别，就在于我国每年消耗近40亿吨煤炭，是美国6~7倍，这意味着，在同等条件下，我国燃煤的污染物排放量将是美国的5~7倍。

 

　　另外，我国的油品不高，比如在大气十条之前，我们车用柴油的含硫量的标准时2000PPM，而美国只有10PPM，我们是美国的200倍，除了煤炭和石油等大宗能源品种之外，还有石油焦、燃料油、煤矸石、煤泥等小宗物资还没有管好，每年的消耗量也都达到了千万吨级别，这些东西含硫量大都在3%以上，是我们普通燃油标准的上万倍。此外美国的车都相当于我们的国Ⅵ、国Ⅶ的标准，我们还有近30%的车辆是国Ⅰ、国Ⅱ标准，一辆国Ⅰ、国Ⅱ桥车的排放量是同类国Ⅵ、国Ⅶ的上百倍。这是我国大气质量远远低于美国的主因，此外，美国只生产1亿吨钢铁，我们生产8亿吨，是美国的8倍，美国每年只生产3亿吨水泥，我们却要生产25亿吨，也是美国的8倍以上。

 

　　我认为，如果能源的清洁化做好了，把汽车的污染控制住，就能把大的问题控制住，基本能将PM2.5控制在35微克/立方米。但是如果想降到10微克/立方米以下，我们必须做到能源比欧美等发达国家更加清洁，工业标准和环境标准要比他们更加严苛。尤其需要注意的是，不能以人口总量来定环境容量。因为我国人口众多，排放基数大。现在美国人均消耗2吨煤，全美是6亿吨煤；我国人均消耗3吨煤，13亿人口就约40亿吨煤，是美国的7倍，污染的浓度也将是美国的7倍。因此，我国的能源必须更加清洁，工业排放标准更加严苛，才能享受到与欧美发达国家一样的蓝天。

 

　　记者：按照官方给出的数据，我国的大气污染治理已经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但为什么给人感觉2016年冬季的雾霾还如此严重？

 

　　李俊峰：从全年来看，情况确实有所好转，但不可否认的是，冬季某些时间段的污染反而有所加重。这里除了存在不利气象因素之外，确实也存在治理不到位的问题。

 

　　例如，2016年11月、12月是全年空气污染最重的两个月份。而这两个月我们的GDP增速很快，特别是煤炭的增长。2016年1~9月，我国的煤炭消费量下降了8%，但10~12月份煤炭消费快速反弹，使得煤炭的下降幅度从8%缩减到了2%。1~6月份，全国的用电量增幅不到2%，下半年电力需求增速加快，全年增幅高达5%。

 

　　环保部要求，在空气污染黄色、红色预警期间要实施停产、限产措施，但是这一期间，煤炭消费量快速反弹，这表明停产、限产措施还没有真正落到实处。不仅如此，许多企业虽然在预警期间停产、限产，但一旦预警取消，这些企业就加足马力加倍生产。这也就造成了一种情况：刚有蓝天，只要风一停，雾霾又马上来了。

 

　　记者：在多年的工作中，在环境改善方面，您思考最多的是什么？

 

　　李俊峰：排放权不仅要考虑发展权，也要考虑生存权。生存权一定程度上是高于发展权的。当我们的发展危及到人类的身体健康的时候，发展权必须让位于生存权。

 

　　解决污染问题，是一场持久战，也是一场攻坚战。在这个过程中，政府需要适时的引导。第一，要引导企业退出高污染排放产业，转而选择清洁的、环保的产业；第二，要有转移支付，做出制度安排，要从北京、上海这样的城市以及长三角、珠三角等相对发达地区拿出足够的GDP份额来帮助落后地区脱贫致富；第三，落后地区也要自力更生，但在发展的过程中切忌再走发达地区那种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代价太大了。

 

　　应对污染，是全民的责任，不仅需要政府为之努力，还需要每一个企业、每一位公民为之努力。尤其企业，必须让自己生产的产品是最环保的，生产的过程是清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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