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证将给碳交易新挑战

　　相比碳交易，上个月推出的绿证交易，则是旗帜鲜明地支持新能源发展。

　　一个绿证代表1MWh的新能源电力消费，按照绿证认购平台的解读，“绿证的购买方，实际上是获得了声明权，即宣称自身使用了绿色能源”。

　　而为何要使用绿色能源？

　　因为绿色能源有诸多好处，比如零污染物排放、低碳、可再生、增加能源供应的多样性等，其中绿色能源的低碳属性在国际上十分受到关注，一些世界五百强的大型企业在选择自愿购买绿色能源时，也多会在企业的声明中提出自身通过购买绿色能源，实现了碳减排的效益，为减缓全球变暖做出贡献。

　　对比绿色发电和火力发电，火力发电可以通过脱硫、脱销、除尘的技术达到污染物的近零排放，但要实现超低碳排放只能选择CCS，但由于目前CCS价格过高，远达不到如脱硫、脱销、除尘技术般普及，发展绿色能源是实现低碳的最优选项。

　　从这个角度看，绿证的价格应该体现出绿电这一显著的环境效益——碳减排效益。但配合了碳交易，这种减排效益似乎难以体现。

　　在碳交易体系中，除了配额交易，还有一种抵消机制。比如一些绿色能源的发电项目可以开发出核证减排量（CCER），企业可以自身开发此类项目或者购买CCER以抵消掉自身的排放量。但目前CCER在碳交易中的使用规则还十分不明朗，毕竟CCER的引入将给碳市场的总量控制以及碳价引入较多不确定性。

　　但若CCER可以以一定比例被使用，则意味着绿色能源的外部性将以CCER和绿证两者分开体现，其中CCER体现绿色能源的低碳属性，绿证则体现绿色能源其他的外部性。而低碳作为绿色能源的一个重要外部性却未被归入绿证中，对于绿证的自愿购买者而言，购买意愿可能有所下降，从而影响自愿绿证的价格。

　　并且CCER与绿证均伴随绿电产生，但是获批条件、流程有所不同，增加了企业的行政成本。如果将绿色能源的外部性都集中在绿证上，是否会更加有效？

　　由于电力行业的间接排放被纳入企业总排放量的特性，使用绿电实际上可以降低企业在用电方面的间接排放，但目前的计算办法采用片区电网排放因子，无法真实体现企业用电的碳排放量。若可真实计算企业用电的碳排放，即火电排放，则可以鼓励企业使用绿电来减少自身排放量，而绿证的出现为区分企业电力消费中绿电与火电提供了可能性。若真采取此种办法，企业可能会权衡绿证和配额的价格，选购价低者，获将增大绿证的需求。

　　但即便如此，绿证持有者也很难宣称，自己通过购买绿证，降低了全社会的碳排放量。因为，碳交易采取的是总量控制法，即社会的碳排放总量固定，当一企业通过购买绿证降低了自身碳排放，该企业会出售多余的配额，其他企业可以购买配额，扩大排放量。在碳交易的体系下，要真正实现减排，只可能寄希望于有人购买配额，并注销配额，从而实现全社会配额总量的实质下降。

　　但从长远来看，若在配额制中引入绿证，增加了企业的减排途径，政府在制定全社会排放总量目标时可能可以考虑增加逐年下降幅度。

　　电改+配额制将成为新变量

　　以上的讨论，均基于碳价无法随电价从发电侧传导至用电侧，但在碳交易和绿证相继出现的过程中，中国的电改也在如火如荼地进行。

　　电改的一个重要目的即还原电的商品属性，这意味着电的成本将可传导，即发电侧感受到的碳价将可以传导到用户侧。此时，碳交易若仍将电力的间接排放算在用户碳排放中，则会导致用户支付双重碳费，有悖于碳交易希望以最低成本实现全社会减排目标的初衷。

　　此外，碳交易配套电改，似乎利好新能源发电，前文所提的新能源零碳价的成本优势似乎可以彰显，但这个优势的程度还得看碳价的高低，最终还是得看政府制定了一个怎样的总量目标。

　　另一方面，与绿证息息相关的配额制还存在很多不确定性，而配额制度的确定将很大程度上决定强制市场上的绿证价格。未来绿证价格、碳价、电价将如何联动，不同的总量目标和配额制方案将如何作用于新能源领域，还需要更多的思考。

　　除此之外，还有才开始试点的用能权交易，以及未来可能产生的其他泛环境交易，这些交易理论上均是通过明晰产权，通过市场实现最优配置。但在交叉的市场中如何明晰产权，如何协调从而实现最优配置，而不是仅仅增加企业的负担，或许应该在制定政策之初就着手考虑。

作者：赵希 来源：南方能源观察 责任编辑：wutongyuf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