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是否可以将助力国内产业升级理解为新一轮对外开放所要达成的主要目标？

隆国强：过去中国处在工业化快速推进阶段，对外开放要解决的问题首先是外汇短缺，有了外汇才能进口先进的设备。这也是“两缺口理论”指出的，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起步阶段受到两个缺口的约束，第一个是资金短缺，资金短缺导致投资率和增长率低；第二个就是外汇短缺，所以发展中国家需要在开放中推进工业化。过去几十年，我们通过发展加工贸易吸引出口型外资解决了这个问题。

如今中国到了高质量发展阶段，要寻求增长新动力，从根本上说要靠技术创新、管理创新，那就需要我们进一步用好全球资源，通过进一步扩大开放，吸引高端的生产要素，开展创新能力的国际合作，把引资、引技、引智结合起来。

我们要引进现代服务业来提高效率，服务业和制造业是相互支撑的，如果服务业很落后，制造业的竞争力也会受限。服务贸易占全球的比例持续提高，但我国服务贸易占比低于国际平均水平10多个百分点，服务贸易上有巨额的逆差，反映我们的服务业竞争力不强。

过去40年我们解决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竞争力不强的问题，但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制造业的竞争力还不够强，比如汽车、石化等领域。虽然手机、电脑都是我们出口的高科技产品，但一定要看到，在全球生产链分工条件下，我们并不掌握核心技术，在中国完成的是劳动密集的组装环节，从这个意义上讲，卖电脑和卖衬衣没有区别，而随着劳动力成本上涨这是难以持续的。要在高附加价值的增值环节里形成国际竞争力，无论是制造还是服务，都面临升级的要求。而要实现升级还是要继续扩大开放，用好全球的资源、市场。

《中国经济周刊》：技术是产业升级的关键，改革开放40年来有一种说法：“用市场换技术。”但如今很多人说是“丢了市场也没换来技术”，您认为如何通过对外开放实现技术升级？

隆国强：我认为手段有很多，从引进来的角度看，首先是引进新产品，这本身就是给国内企业一个示范。要着力引进先进技术和装备，还要大力引进投资，特别是高科技的投资。另外，未来要吸引更多跨国公司的研发活动和地区总部活动，我们拥有研发人力资源的优势。还要加强专业人才的引进，科技信息的引进等。最重要的是，扩大开放可以引入竞争压力，用市场的力量推动企业技术创新。

在“走出去”方面，一是主动建立海外研发中心，利用海外研发资源。有的高端人才不愿意来，那就把研发中心建到他家门口，比如华为在莫斯科、斯德哥尔摩等地都建立了研发中心。二是通过并购去获取研发能力。这个过程中当然要讲策略，同样花一块钱，用什么样的方式更有效？应该支持企业去买什么？是买度假村、酒庄，还是买一家科技型公司，这需要政策引导。三是为国内资本技术密集的设备、服务开拓国际市场，提升我国的出口结构。

所以不管是引进来还是走出去都有很多招数，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里，只要自己不封闭自己，一定可以抓住各种机会促进技术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