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周刊》：如何理解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要“趋利避害”？

隆国强：国际环境既有机遇，也有挑战，因此，对外开放是一把双刃剑。过去40年，中国抓住全球化机遇，成为全球化进程中少数获益较多的发展中经济体，与此同时，不少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对外开放并不成功，有的甚至是“未得其利，先受其害”。

按对外开放程度划分，世界各经济体组成一个光谱，200多个经济体在光谱上处于不同的位置，开放程度最高一端，包括新加坡、香港地区这些经济体，比美国还要开放，最封闭的经济体也不是一点都不对外开放，也有国际贸易，只不过所占份额很小。

中国其实是从最封闭的一端逐渐在向开放一端走，但不是从一个极端跨越到另一个极端。我们走的是一条渐进式开放的道路，开放程度取决于发展阶段和管理风险的能力。

在新的起点上，首先我们要坚定不移扩大开放，这是顺应全球化不断深化的历史潮流的必然选择。其次，需要探索进一步扩大开放的新领域新方法。包括中国（上海）自贸区在内都是在开放领域所做的新探索。要及时总结经验，及时复制推广成功的做法。

最重要的是，对外开放不能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对外开放是在全球化浪潮中的自主选择，要牢牢把握对外开放的主动权。自主选择并不是“一开了之”。就像大家都知道读书好，但是为什么成绩有好有坏呢？因为每一个学生的学习方法不一样。开放也要把握好节奏，注意方式方法，这样，才能继续做到趋利避害。

《中国经济周刊》：有一种观点认为，凡是入世以来开放程度较低的产业发展得就比较慢，这种说法客观、准确吗？您如何看待自身产业发展与对外开放的关系？

隆国强：一些产业没有国际竞争力，如果说“一开了之”，迅速把关税降得很低，大量的进口产品就会摧毁国内产业。历史上，美国、德国都曾经是后起追赶的国家，产业一开始都没有竞争力，所以对自己的产业都有一定保护，提出了“幼稚产业保护理论”。但是保护不是无限的，长期保护是有害的，要通过适度的、渐进式的开放引入国际竞争，让相关产业感受到来自国际市场的竞争，用市场的力量倒逼其通过创新增强竞争力。所以说开放是要讲策略的。但即使是缓一点对外开放的领域，最终还是要对外开放。希望通过正确的开放策略，使我们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能够形成强大的竞争力。

一个国家的优势产业是动态变化的，虽然我们是大国，但不要以为任何一个产业我们都要具有国际竞争力，那不符合全球分工的现实。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也是最发达的经济体，但并不是所有产业都有国际竞争力，也有很多产业没竞争力。如今我们最具竞争力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但这不是永恒的。随着发展水平的提高，劳动成本必然上升，就一定会削弱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我国要建设成为一个富强的现代化强国，实现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经济体迈进，就需要不断提升我国的劳动生产率，因为劳动生产效率高才可以承受更高的工资。所谓高收入国家，本质上就是国际竞争力集中在劳动生产效率高的产业。因此，我们新一轮对外开放，就是要让资本技术密集的制造业和服务业形成较强的国际竞争力。

要实现国际竞争力的升级，首先我国要扩大资本技术密集制造业和服务业的开放，既引入国际竞争压力，也引入先进的技术、管理和服务。其次，要加强知识产权保护，鼓励创新。再次，要打破行政性垄断，营造一个各类所有制企业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最后，要深化企业改革，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中资跨国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