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我国能源主管部门一直在推动风电、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平价上网。根据可再生能源“十三五”规划，到2020年风电项目电价可与当地燃煤发电同平台竞争，光伏项目电价可与电网销售电价相当。您觉得风光平价上网能够如期实现吗?

　　陶冶：“十三五”可再生能源规划与之前规划的一个重要不同是第一次提出了经济性目标，平价的概念也在不断地完善。平价上网是2017年的热门话题，很多机构也对此作了研究。我认为到2020年大概率的，即较为普遍意义上的风电和光伏达到各自的平价目标是可以实现的。

　　在风电方面，风电平价的实现过程可能会和大家想的略有不同，率先实现平价上网的可能并不是我国风电资源条件最好的“三北”地区，而是风电资源较为好，而当地煤电价格较高的地区，也就是我国的东部地区。风电平价不是一次性全部实现的，而是分区域先后实现，东部可能率先实现，这与当地较高的煤电标杆价格有关，弃风最严重风电资源最好的“三北”地区可能是最晚实现的，因该地区煤炭价格较低。而实际上可再生能源的电价一直都是在跟煤电的标杆电价比。

　　当然，风电要实现平价上网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实现风电平价上网需要多方面政策来促进，但其中一个最重要措施就是一定要保证全额收购，保证运营小时数，这也是促进风电平价上网最现实可行的方式。第二就是要降低风电开发的非技术成本，如土地价格、资源税费等隐性的各种不合理税费等要降下去，这是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风电的问题不只是风电自己的问题，这一点光伏业也一样。当然还有其他的问题，如降低信贷成本，大家都知道要降，但如何降低?我们目前能做到的只能解决小部分的融资问题，如做一些基金，引入一些投资，但这只能解决局部的问题，成体系地降低融资成本可能要从整个金融体系的调整来实现，这是个比较难的问题。

　　在光伏方面，不管是分布式还是地面电站，最近几年成本下降都很快，到2020年实现销售侧平价还是比较乐观的，更有乐观的预计为到2022年光伏就能在供应侧平价。

　　但我要强调的一个问题是，随着电力体制改革市场化的推进，更多的电力参与市场化交易，可再生能源即使是与煤电标杆电价平价了，也不能解决发展中的全部问题，或者说可再生能源并不会进入到“敞口”发展阶段。平价后，可再生能源发展仍然需要激励政策的支持。因为即使是同样的价格，可再生能源与煤电在电的品质和可控性方面不同，需要的辅助条件和边界条件也不一样。所以说平价并不解决所有的问题，平价后我们仍然需要一揽子激励政策和管控手段，需要电力体制改革、电力市场对可再生能源予以支持。平价后需要的激励手段，可能不是经济上的直接补贴，而是在其他方面。

　　所以我们要科学认识平价上网，它只是可再生能源发展中的一个标志性事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但不是进入到了完全可以依靠产业自身就能自主竞争的阶段，能源行业本身也不是完全价低者得的完全市场竞争的行业。在未来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可再生能源都是一个非常受政策和决策影响的行业和产业。

　　可再生能源面临共性和个性问题

　　记者：水电、风电、太阳能、生物质能、地热能是我国最主要的可再生能源，其发展共同面临的困难或问题是什么?不同能源类型发展又存在哪些个性方面的突出问题?

　　陶冶：共性的问题主要就是弃水、弃风、弃光的问题，利用不充分问题。2017年底，国家能源局制定了解决三弃问题的实施方案，提出目标到2020年“三弃”问题得到基本解决，“三弃”率控制在5%以内，可再生能源面临的一个共性的问题就是要确保充分利用。

　　具体来说，水电面临的突出问题是开发的经济性问题。我国大型水电站在向西部地区集中，更多地是云南、四川和西藏。在开发成本方面，首先开发条件方面难度增加，再加上生态保护、移民搬迁以及对脱贫的支撑，水电直接开发成本之外的成本占比非常高，如果再考虑建设难度和西电东送的成本，水电正从最廉价的可再生能源向较高成本转变，经济性已经不是水电的突出优势了，尤其是新增水电项目。水电发展不单单是能源问题，还有促进地方经济发展问题，水电作为水利工程，还涉及农业、交通航道、防洪减灾，这是一个综合性问题。但是，在相当长时间之内，水电仍然是我国第一大可再生能源，主力可再生能源。此外水电还有来水不确定性问题，当然这也是水电面临的老问题。

　　风电和光伏较长时间内都是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乃至整个电力新增装机的主力，我们要用大量的风光来满足新增的电力需求。这也是目前发展的阶段性要求，对新增的电力需求用可再生能源来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