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六

苦练内功，民企也需新打法

企业的呼声，已经得到从决策层到地方各级部门的回应。

“商务部和海关最近到公司调研，贸易战、融资难、社保这些敏感问题都谈了，我感觉政府对民营企业发展所遇到的问题很重视，也很了解。”湖南某粮油企业高管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

同时，破解当前困局，除了外部的支持，企业自身的反思与调整对应对当前的挑战尤为必要。

“很多企业跟不上改革的步伐”

高库存、管理粗放、高杠杆甚至盲目举债扩张几乎是这一轮陷入困境民企的共同特征。

“这一轮所谓的民营企业生存危机，更多确实是因为企业过往经营所积累下来的问题在外部环境变化时的一次集中爆发。”佛山市顺德区家具协会会长梅荣能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

摆在第一位的无疑是清醒地审视当前的市场形势。

华菱钢铁原董事长、现湖南省经信委主任曹慧泉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我们的基本判断是，中国钢铁市场的巅峰期已经过去，而且一去不复返了，现在的8亿吨钢已经是极限，不太可能再增长。”

对于轨道交通产业，中国工程院院士丁荣军认为，轨道交通2009年之前年均30%的增长，这几年是平稳增长。国内只有这么大的市场容量，再像以前那样快速增长已经不可能。

与此同时，行业洗牌之后，市场集中度也在快速提升。中联重科董事长詹纯新称，“过去还有些小企业，现在这些基本都关门了，行业的格局已经向大企业集中了。”

更为迫切的是要适应改革大势。

“前40年改革红利太多，太宽松了，制度性的要求没那么严谨，整个经济是粗放型的，企业家们也都习惯了粗放发展，这确实导致了很多问题。最明显的就是环保压力非常大。”粤北中小企业协会会长蔡仲光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采访时坦言，“现在突然感觉宽松的环境不见了，粗放的红利没有了，很多企业跟不上改革的步伐。虽然已经从农村洗脚上田，但还不习惯脱鞋上楼，还得有一个过程。”

“但中国企业不可能永远都待在全球制造体系的最低端，要往上走，对一些习惯了低端制造的企业就会造成压力。我们在从全球制造体系的最低端向中高端提升，这不仅仅是一个扩大订单、提升产能的过程，更是一个需要企业由内至外进行彻底改造的过程。过往的企业发展模式是粗放的、野蛮的，那时的市场相对也是，但现在消费者的要求高了，企业也势必要适应这个变化，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环境已经变了，但是很多企业还在用过往的那一套去应对，自然会觉得力不从心。”在佛山市顺德区家具协会会长梅荣能看来，制造型企业所面对的困局就是产能过剩。“确切地说，是低端产能过剩，处于低端产能的制造企业自然面对的就是融资难。但是，对于那些高端型的制造企业，或者具备新商业模式的制造型企业，还是会被资本所青睐”。

事实上，也并非所有的企业都一片哀号。不局限于制造业，今年以来，像小米、拼多多、蔚来、美团这些拥有新模式、新动能的企业都纷纷成功上市。而像华为、大疆、商汤科技这样拥有创新技术的企业更是代表了中国经济转型的希望。

行业巨头也有可能在变革期被淘汰

不论国企，还是民企，无疑都需要适应新的变革，需要不同的打法。

以中联重科为例，该企业及其所在的工程机械行业过去几年近乎涅槃重生的经历，展现了企业前行的一种可能。

从2009年到2012年，火热的基建与房地产市场对工程机械需求猛增，整个行业形势极其火爆。市场刺激下，各企业纷纷扩产，不少企业跨界杀入，直至整个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各家企业曾纷纷加杠杆撬动市场，低首付、零首付纷纷出现。

然而，2013年开始，工程机械行业断崖式下跌，整个行业陷入长达4年的低谷。

“这个低谷时期，非同于一般的低谷，必须承载这么多年的高峰市场带来的问题，粗放式发展，杠杆率很高，由此带来的信用销售风险很大，所谓的效益是虚假的效益。”詹纯新坦言，“过去用高杠杆做的市场，真正去掉了。”

中联重科全面收缩、调整。到2018年上半年，其工程机械产品销售收入135.92亿元，同比增61.15%。

詹纯新介绍，企业从2014年开始去杠杆、去产能、去库存、降成本、补短板。智能化、创新是其补短板的核心。今年7月，中联重科牵手吴恩达团队发力人工智能领域，吴恩达曾先后主持谷歌和百度的人工智能板块。詹纯新介绍，中联重科将向价值链上游提升，成为以人工智能驱动的装备制造企业。

中联重科的打法，是很多企业共同的选择。一旦认识到所犯下的错，久经沙场的企业家们迅速纠正航向，回归正确的主航道。

佛山市顺德区家具协会会长梅荣能认为，“我们现在处于一个变革期，是企业由低端向高端的变革，这个变革期是不亚于改革开放初时的变革。对企业要求也就更高，不仅仅是做大那么简单，这个过程中一定会有企业被淘汰，而且还不在少数，甚至有些可能还是目前行业中的巨头。谁能在这场变革中完成质的转变，谁就能迎来下一个时代。”

如同财经媒体人秦朔在一篇文章中所说，国企要改革，政府要改革，民企也要改革，要提升素质。国企、政府、民企，三改齐发，“民企之困”才能走向“民企之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