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能源经济的分工和基本版图是：国资做开发商、持有运营，维系能源安全和保障民生用能；民企充当供应商或“农民工”角色，给国资做配套或服务（供货、工程、劳务分包等）。在煤炭、油气、水电、核电等领域，莫不如此，光伏和风电能源也很难另辟蹊径。

在光伏行业，民企一直是行业技术研发和升级换代的主体，全球顶尖的光伏产品品牌基本全是民企，如尚德、晶科、协鑫、隆基、晶澳、阿特斯、阳光电源、华为等，几乎没国企什么事。这些民企集中于研发、生产、EPC等领域，挣些辛苦钱，通过产品和服务实现利润，在光伏产业链上拥有一席之地。

而占据中国经济半壁江山的国资能源企业，则依托强大的资本优势、资源整合能力以及丰富的人才优势和智力储备，去开发或持有大规模的光伏电站。

以国家电投集团为例，截止2018年6月底，该公司共持有430余座光伏电站，总装机容量超过15GW，累计装机规模占全国的10%左右，光伏能源托拉斯的趋势日趋明显。

加速资产重组，缓解行业发展困境。

在光伏经济中，可盘活重组的优质资源包括存量电站、制造产能、基础研发、专业人才等，基本沉淀在民企手中。前些年，部分光伏民企片面追求规模和增长速度，步子迈得太快，在高负债扩张后却碰到市场和政策壁垒，出现流动性困难。这些企业完全可以借助国有银行或者国有企业的帮助进行重组，开展优质资源的混合所有制改革，以走出困境。

在目前行情下，国资兼并或参股经营困难的光伏企业，其实还是个异常划算的买卖。成本上，受行业震荡影响，光伏资产价格处于历史低位；规模上，可迅速实现光伏能源“托拉斯”式集中；安全性方面，也比去国外大举并购的政治风险小很多。

反过来，如果国有光伏企业遇到困难，有实力的民企同样也可以积极参与重组。

与此同时，在补贴退坡政策方面，建议给予行业相对宽裕的时间和更为明确的预期。就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光照资源不足、总体上电价偏高、行业降本增效日趋放缓和基础研发不足等主客观因素并存，决定了补贴退坡政策的执行急不得，产业扶持政策完全退出仍需要一定的时间。

相比传统能源产业，光伏不仅仅是一种清洁能源技术，也是一种新兴的经济模式，推动其健康发展，还需要破除制度障碍、克服路径依赖，对那些盘根错节的历史遗留问题，要深挖根源，用创新的思路去破解。

比如补贴拖欠，已经到了威胁国家信用和产业生死存亡的地步，急需权威部门牵头进行跨部门地协同解决。又如对那些类似“占有指标和并网资源多年未并网、局部并网多年未全额并网”等遗留问题，要对违规的市场主体进行果断处理和清理，以树立行业风气。

唯有正视当下存在的问题，以革故鼎新的勇气清理积弊，才更有可能帮助产业迎来脱胎换骨的春天。

目前，光伏经济的主要商业模式与水电、火电、核电等商业化发电模式并无差别。这种模式的优势是光伏发电可以利用现有发、输、配、售体系和成熟的电力市场，低成本跟跑，迅速实现光伏经济的产业化发展。但劣势则是被迫以孩子的条件去和成人同台竞赛，是“以已之短对人之长”的发展模式，其结果是过度依赖补贴和电网，还深受市场和政策两只手的交替扼制，一旦有个风吹草动，就可能导致全行业寒冬。

对于光伏发电的未来而言，追求自身独特价值的路径只有两个：要么成本领先；要么与众不同，走差异化发展的道路。

（1）成本领先模式

从市场出发，依托现行电力体制和电力市场体系，在大电网模式下，拼命优化产品、提高转化率、做大规模，实现成本的大幅度下降，直到消费者满意——平价上网，实现与火电等传统能源平等竞争。

这是我国光伏实现跨越式增长的主打路线，供给侧方想尽一切办法压缩成本，以满足需求侧。但继续沿着这条道路，持续降本的难度越来越大，在市场化的发展中，光伏能源的度电成本短时间内很难追平火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