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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RPA的运行机制

　　成立后的高级研究计划局，折腾过几次改名，从1958年最初创建时的ARPA，到1972年3月改名为DARPA（Defense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再到1993年2月改名回ARPA，至1996年3月再次改名为DARPA。

　　DARPA并不能算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科研机构，因为他并不从事与具体的研究工作。他更像是一个国家设立的风险投资机构，专门投资和管理一些“高风险、高收益、前瞻性”的基础科学研究。

　　在这里，创新几乎没有门槛。年轻的科学家们，可能只需要凭借和局长简短的几句交流，就能拿到数以百万甚至千万美元计的项目资助经费。而对于人才的选用，DARPA则更是不拘一格。

　　尼古拉斯·克里斯托菲洛斯原本是希腊的一位电梯修理工人，业余时间关注“粒子回旋加速器”一类的前沿科技。正在美国头疼如何防御苏联人导弹的时候，这位“民间科学家”提出一个惊世骇俗的方案——每年在大气层中引爆数千枚核弹，以在大气层上方造成由高能电子组成的能覆盖全美的“天穹”，可以将来袭苏联洲际弹道导弹拦截在飞行轨道上。

　　这个听起来像是要毁灭地球的计划，却得到了赫伯特·约克等人的大力支持。这项名为“137号工程”的实验，DARPA不仅郑重其事地给予了充足的研究经费，还组织了一批当时科学界最严肃意义上的顶级科学家和思想家，来协助克里斯托菲洛斯完成计划。他们当中，有粒子物理学家、理论物理学家、天体物理学家、化学家、数学家以及一名经济学家和一名核武器工程师。日后正是这些人提出了“6 夸克”、虫洞和量子泡沫等概念。其中两人，尤金·威格纳和瓦尔·菲奇后来还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这项研究，促使了人类首次电磁脉冲炸弹的试验。2014年，由赵又廷、黄渤等人主演的《痞子英雄2:黎明升起》，那颗瞬间让全香港断电断水，陷入一片死寂的EMP炸弹，正是这项技术的科幻版本。

　　在DARPA内部，最常常听到的一个词语是“改变世界”。DARPA的主要责任，是不断发现从事“未来”研究工作的人才和新思想，并加速向“现在”转移。其工作重心，不是现有技术的逐步改进，而是技术的革命性创新。

　　DARPA不从事具体的研究工作，所有的具体研发都外包给斯坦福大学这样的高校，或者洛克希德·马丁这样的防务承包商来完成。DARPA的核心人才，是一支精悍的项目经理团队。这批项目经理大多数由创新意识极强的优秀科学家组成，他们作为整个项目的指挥中枢，在每个项目体系中拥有绝对权威。

　　目前DARPA每年雇佣约120名项目经理，每人任期5年左右。实行任期制的目的，是为了源源不断的引入新鲜的思想和创新活力，杜绝机构的官僚化。这些项目经理，每年负责1000-5000万美元不等的经费，每人管理着一个或多个项目，在经费支配方面拥有非常高的自主支配权。除了统筹协调研发进度外，还负责与应用方对接，完成产品向军方的移交。

　　这种短期任职制度还有一个好处，可以时刻提醒项目经理，必须抓紧有限的时间来完成手中的工作。信息创新办公室项目经理迈克·沃克说：“感到时间的流失才是核心。这是人们探索未知领域的动力，促使人们提出建议，构建原型及全部。”

　　和所有的创新型组织一样，DARPA的组织管理极为扁平化。纵向分为局长、办公室主任和项目经理组成的三级垂直管理机构，横向分为6个技术办公室、3个专项计划及技术转移办公室，以及7个职能保障办公室。

　　DARPA的创意来源十分多元化，除了鼓励从科幻大片中寻找灵感外，DARPA还会以各种方式向全社会征集创意——包括面向社会举办的各类新技术大赛，以及工业日、开放日等活动。除此之外，DARPA还有一批专门合作的智库，如著名的JASON国防咨询小组[4]、兰德智库，以及各军种的科学委员会。

　　研发和咨询统统外包，DARPA只从事最核心的项目管理和投资工作。这种小核心、大协作的运营模式，让DARPA得以成为一个高效运作的机构。

　　军民融合，是DARPA的另外一大特色。DARPA认为，即便是最具有革命性和希望的新观念，只有被整个军队或全社会投入使用，才能“改变世界。”为此，DAPAR建立了基于军事需求引领的军民协同论证机制。成立了专门的办公室负责技术转移。

　　作为一个拥有特殊地位的准独立机构，DARPA的汇报机制也十分简单。创办之初只需要直接向美国国防部长负责，现在则是向分管研究与工程的国防部副部长报告，不受来自外部的其它任何部门或个人牵制。

　　这种创新思维超前，高流动、扁平化、小机构的管理模式，也成为日后影响DARPA发展的一把双刃剑。既让DARPA得以成为最高效的前瞻科学研究机构之一，也常常因为创新理念过于超前，而导致与各军种的现实需求产生矛盾，项目受到军方的阻碍。

　　过于激进的技术创新、人员流动过快，也给后续的持续发展和技术融合带来困难。以至于很多技术半途而废，缺乏后续的推进，日后很难融入现实的商业应用之中。

　　但是我们无法否认，DARPA的模式在当时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尤其在冷战期间，成为引领美国科技创新最耀眼的一面旗帜。那些成功孵化出的作品，也一件件从军方走向民间，从美国走向世界，成为点燃全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催化剂。

　　在DARPA的工作动力里，一切都是为了能让美国“赢得战争”。从互联网到人工智能、机器人的研究，都与战争密不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