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石能源出口国地位下降，可再生能源技术领先国和关键矿产资源国优势上升。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化石能源一直是全球能源系统的基础，煤炭、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在地理上的集中分布塑造了各自不同的地缘政治格局。煤炭和蒸汽机驱动了工业革命，进而塑造了19世纪的地缘政治格局。石油和内燃机以及对油气资源的争夺与控制确定了20世纪地缘政治格局的基本特征。与历史上的能源转型不同，可再生能源转型不再表现为由一种能源转向另一种能源，而是超越单一的能源部门，涉及经济和社会结构的重大调整。

显然，化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的转型对全球地缘政治关系和国家间权力分配的影响程度，绝不亚于薪材向煤炭、煤炭向石油的转型。全球能源转型将引发能源的生产和消费国之间权力与地位的分化组合，大多数国家有望提高能源独立性，降低对外化石能源的依赖度，其中依赖化石能源进口且处于清洁能源转型领先优势地位的国家将受益较多，而依赖化石能源出口的国家的利益则将明显受损。

全球能源转型将导致中东、独联体等出口和财政收入严重依赖化石能源的国家利益受损，地缘政治影响力下降。平均而言，中东、独联体国家的化石能源出口收入占GDP的比例、油气收入占财政收入的比例均超过40%。在许多油气资源国，政府出于维系政权和社会稳定的考虑，将大量化石能源租金（市场价格与生产成本的差价）用于能源补贴和社会福利支出。

随着油气出口收入的下降，政府势必会缩减社会福利支出，而支出削减会降低政权的合法性，可能导致社会动乱和政局动荡。而且，一国内部的政局动荡很可能会传导至邻国。从而，油气产出国的权力真空或权力内斗是全球能源转型所面临的最大地缘政治风险。例如，20世纪80年代油价下跌是导致苏联衰落并最终解体的一个重要因素。

中国、欧盟、日韩等国在能源转型中明显受益，其能源独立性将因可再生能源的发展而提升。中国高度依赖油气进口，但在可再生能源发电设备的制造和技术创新领域具有优势，且是世界最大的可再生能源投资国。欧盟和日韩的化石能源需求已达到峰值，高度依赖化石能源进口；在可再生能源技术上处于领先地位，如德国拥有3.1万件可再生能源专利。

印度经济增长潜力巨大，预计会在未来十年内超越中国成为能源需求增长最快的市场，其可再生能源投资增长近年来显著提速。不过，印度在建设电力基础设施、履行《巴黎协定》承诺、治理空气和水污染方面面临着严峻挑战。美国因页岩油气革命实现了能源独立并成为油气净出口国，且将凭借其在机器人、人工智能和电动汽车等可再生能源科技创新领域的领先优势而获益。

总体上看，可再生能源的资源禀赋丰富或技术先进的国家将获得竞争优势，其国际影响力预计会上升。这些国家主要有三种类型：

一是可再生能源发展潜力大，能对外出口可再生能源电力或燃料的国家。澳大利亚的太阳能和风能资源规模要比其煤炭、天然气、石油和铀的资源总和大75%。智利拥有丰富的太阳能、风能、水力、地热和海洋能资源。不过，偏僻的地理位置会对两国电力资源的出口构成障碍。事实上，一些国家已开始出口可再生能源电力。挪威向邻国和荷兰出口电力，并修建了通往德国和英国的电缆。巴西也向邻国出口水电。

二是关键矿产资源丰富的国家。玻利维亚、阿根廷、印度尼西亚和民主刚果等国凭借锂、镍、钴等关键矿产资源优势，将有机会成为全球可再生能源产业链条的一个重要环节。

三是可再生能源技术领先的国家将成为全球能源转型的受益国。可再生能源技术竞争可能导致技术统治或技术垄断，美国、欧盟和中国等掌握关键能源技术的国家或地区将占据领导地位，而其他国家会对其形成高度依赖。不过，考虑到可再生能源的无处不在及其技术可替代性强的特点，可再生能源技术领先国不可能拥有油气资源丰富国曾经占据的市场主导地位。

绿色关键金属供应链成为能源地缘政治关注的焦点。全球能源转型导致绿色关键金属需求长期持续上升，矿产资源丰富的国家将显著获益，进而引发生产国的资源民族主义行为和消费大国的竞争博弈，进一步加剧关键金属的供需失衡，而关键金属矿石的分布集中度和垄断性比油气资源更高，很多金属矿石仅分布在两三个国家，从而，能源地缘政治关注的焦点可能由油气资源转移至绿色关键金属供应链。

可再生能源发电技术虽有所不同，但对金属的需求强度明显高于化石能源。陆上风力发电站的金属需求量是天然气发电站的10倍，电网需要大量的铜和铝，电动汽车的金属使用量是普通燃油汽车的6倍。

根据国际能源机构（IEA, 2021）的预测，在2050年实现碳中和目标的条件下，2040年金属需求将比2020年增长6倍多，其中电动汽车和储能电池的金属需求至少会增加30倍，锂需求将增长40多倍，石墨、钴和镍约增长20～25倍。不过，鉴于多数关键金属可以被回收和再利用，其稀缺性将低于预期水平，从而，在关键金属领域，不可能出现一个类似欧佩克的卡特尔组织。因此，在可再生能源主导的能源体系下，电力和关键矿产不可能获得油气在国际地缘政治领域的角色和权重。

需要注意的是，随着技术进步，海底矿产资源商业化开采的可行性将提高，会引发主权和全球矿业治理问题，需要采用国际规则和标准来缓解环境破坏与社会冲突的风险。值得指出的是，由于资源诅咒现象的存在，关键金属矿产资源丰富的国家通常也是动乱频仍的国家。例如，哥伦比亚经历了长期的内部武装冲突，一些武装组织控制和开采锡、钨、钽和金矿资源。

关键金属的供应短缺和价格大幅上涨导致拉美、非洲和亚洲国家的资源民族主义情绪明显抬头。新一轮资源民族主义主要包括提高矿产特许权使用费率和税率、停止或重新谈判现有采矿合同、国有化、禁止出口等多种方式。资源民族主义将限制矿业的投资和产能增长、助推资源价格上涨、加大资源供应不确定风险。

关键金属供应短缺也激化了大国博弈，增大地缘政治风险。在《美国白宫供应链百日审查报告》看来，中国在金属矿产供应链的优势地位主要源于加工和制造，而不是原材料资源禀赋。出于对中国在关键金属冶炼和加工领域优势地位的忧虑，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主要经济体重新审查和评估其关键矿产供应状况，加强与盟友、合作伙伴的贸易投资合作，并促进稀土、锂、钴等其他资源的开发。

2022年4月，美国政府启用冷战时期的《国防生产法》来鼓励对锂行业的投资，以实现其所谓的“汽车行业摆脱对中国锂供应商的依赖”这一目标。未来，预期中国与美西方国家围绕关键矿产的占有、萃取、精炼、加工和应用的竞争博弈将趋于激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