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弃风、弃光仍是个问题。

　　日前，来自国家能源局新闻发布会的消息称，尽管国家解决可再生能源消纳问题成效显著，但从弃风、弃光总量来看，超过200亿千瓦时的基数，依然超过某些国家大半年的全国用电量。

 
　　如何解决?政府的思路非常清晰。国家发改委去年年底曾发布《解决弃水弃风弃光问题实施方案》，提出到2020年在全国范围内有效解决弃水弃风弃光问题，其中至关重要的一条是要实施可再生能源配额制管理;今年3月，国家能源局发布的《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及考核办法(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首次明确了2018年、2020年各省的可再生能源电力总量配额指标、非水电可再生能源配额指标以及相关考核办法。

　　对此，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可再生能源发展中心副主任陶冶表示，配额制出台后将会在解决弃风弃光问题中发挥重要作用，目前配额制政策仍在研究制定之中，在正式公布实施前，会再次征求社会意见。

　　力求改变

　　可再生能源消纳难题早已引起各方关注，对配额制尽快出台的呼声也越来越高。新疆金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武钢此前公开表示：“建议国家相关部门尽快出台可再生能源强制配额制考核管理办法，除了应明确考核主体的义务，还需要配套有法律约束力的惩罚、奖励机制。制定各省(区、市)电力消费总量中的可再生能源发电比重目标，将配额制和中国对国际承诺的比例结合起来。”

　　不仅企业对配额制呼声阵阵，政府部门以及相关专家学者的声音也不绝于耳，他们认为，配额制对于解决可再生能源消纳方面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业内人士分析认为，新能源发展存在弃风、弃光、弃水问题和补贴不足的问题，根源在于当前的扶持政策体系与产业发展实际需求不匹配。实施配额制是动员和督促能源领域各相关方推进能源转型的重要抓手。跟标杆上网电价政策相比，可再生能源配额考核和绿色证书交易制度对可再生能源发展目标更加直接可控，各方责任更加清晰。通过对各类可再生能源证书比例的控制，可以灵活引导不同类型可再生能源品种的发展。配额制将重点激励对象从发电侧转向了消费侧，有效解决新能源“重建轻用”的问题。不仅如此，配额制还能极大地激发市场主体的主观能动性以及有效解决补贴标准和退出的问题。

　　陶冶同样表示，配额制出台后将会在解决弃风弃光问题中发挥重要作用，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可再生能源发展对国家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的需求压力。

　　孕育十年

　　我国配额制于2009年被正式提出，此后经多次公开征集意见，却始终缺乏最关键的“临门一脚”。配额制落地之难很大程度在于相关利益方的博弈。厦门大学能源政策研究院院长林伯强在接受中国改革报、改革网记者采访时说，配额制政策之所以落地艰难是因为地方与中央之间存在博弈。各地政府希望国家给的考核指标越低越好，因为推行配额制实施过程中需要耗费更多的成本。

　　在陶冶看来，配额制推出难题在于三个方面。一是覆盖范围广。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制度包含可再生能源电力发、输、配、用各个环节;二是配额义务主体数量众多。各类售电公司(包括电网公司售电部门)及所有电力消费者等多个群体需共同履行配额义务，各省级政府也要承担本区域配额的落实责任，电网企业同样要承担经营区配额组织实施责任;三是政策目标需要攻坚克难。可再生能源电力当前两个瓶颈性制约问题是市场消纳和补贴资金不足问题，可再生能源电力配额制首要的政策目标就是促进可再生能源电力市场消纳难题的解决。

　　与以往政策相比，今年3月出台的征求意见稿终于让人们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各省的配额指标有了明确具体的数字，赋予了省政府在市场机制无法保障可再生能源电力充分利用时，对配额实施方案进行强制摊销的权限;有明确的惩戒措施，未完成任务的除了暂停下达或减少该区域化石能源电源建设规模、取消该区域申请示范项目资格等措施外，还会纳入信用惩戒。此次配额制征求意见过程中因未解决补贴问题被回炉再造，承载多种目标的配额制实际在负重前行。

　　记者了解到，配额制出台已经具备了基本的条件，剩下的只是在征求意见中对细节的微调，配额制终将瓜熟蒂落。正如林伯强所说，“配额制只有在现实执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才能知道政策制定是否存在问题，问题存在哪些方面，届时可以再进行调整。目前最关键的是需要配额制尽快出台。”

　　实现双赢

　　如果说，配额制是能源转型的指标衡量体系，具有行政强制力。那么，绿色电力证书(简称“绿证”)则是配额制的配套政策，也是各类责任主体完成配额义务的手段之一。用配额制解决消纳和补贴资金不足问题还需要配合绿证相关政策。两者可谓相辅相成，缺一不可。考核责任主体可以通过购买证书完成配额考核义务，也可以通过建立自发自用的新能源发电项目完成配额考核义务。

　　用绿证交易的款项可以部分替代补贴资金，最大的好处就是减轻可再生能源发展基金资金支出压力，由各类市场主体根据能源转型的要求自发地进行利益分配。

　　陶冶表示，配额制及绿证制度将是可再生能源后补贴时代的重要激励政策工具。如果新建的可再生能源发电项目不再享受固定电价政策，未来可再生能源电力证书机制将会与可再生能源价格和补贴机制进一步衔接。

　　林伯强认为，绿证跟配额制应该是相互配套使用的。绿证的存在是为可再生能源发展提供市场的灵活性。

　　未来，配额制出台后，绿证的销售也就成为“刚需”。无法满足考核指标的相关单位需要通过购买绿证完成消纳任务，两者结合，不仅解决消纳问题，还解决大部分补贴资金不足问题。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研究员王斯成给记者算了一笔账，“若实行绿色证书+强制配额制，按照全国电力需求每年6万亿度，燃煤火电4万亿度计算，如果执行15%绿色电力配额，则每年将有6000亿度绿电，每度电的绿色证书价格为0.2元，每年可征收1200亿元，若强制配额10%，每年也能征收800亿元。”

　　此外，绿证交易的价格浮动也会有效控制发展的节奏。李鹏解释说，可再生能源装机量大，绿证供给过剩，其价格便会下跌，人们第二年的投资意愿就会减少，这就避免了人为设置分品种的发展目标和年度指标与实际需求不符合的矛盾，也确保了系统总成本最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