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今年明确要在2030年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如何实现这一目标，这个过程中将对能源行业产生怎样的影响，电力系统又该做出怎样应对？这成为近日“新电改破局五周年，从蹒跚学步到披荆斩棘”——聚焦电力辅助服务和容量市场主体研讨会上的热门话题。

来自生态环境部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战略研究和国际合作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柴麒敏、清华大学电机工程与应用电子技术系教授夏清、国网能源研究院副总工程师马莉、华能能源研究院副总经济师韩文轩、华北电力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袁家海对话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柴麒敏认为，如果要实现2060年碳中和，以此倒推，2040—2045年整个电力系统可能就要实现近零碳排放，到2050年左右能源系统实现近零碳排放。加上发电装置的寿命差不多是30年——40年之间，即从现在开始就不能建高排放的设施，如果要建，就要考虑在后期采取末端治理的措施，比如采用CCUS，不然就有可能成为搁置资产。

袁家海也认为“十四五”期间不应该继续建设煤电，这是底线。“以往能源行业的五年规划都是把保障能源供应放在首位，而能源‘十四五’规划则要我们必须把碳约束加到电力规划里面，这样的话就要把什么时候达峰，什么时候中和，达峰和中和对‘十四五’有什么具体要求加以明确。”

不再上火电，让随着技术进步成本不断降低的新能源成为主角，如此能源结构调整的新形式将带来新的问题。马莉认为，新能源成为主力电源之后，就要考虑怎么用市场机制调节灵活性资源、用户侧如何参与市场，以及辅助服务市场如何与现货市场怎么衔接。“我们现在的辅助服务补偿机制，是否足以支撑我们灵活调配资源的发展？必须认识到，未来不上煤电背后需要更加精细地设计我们的市场。需要规范每类电源的定位、发展机制，尤其新能源本身也有不同分类。总之，之后不能只是从宏观上设计路径。”

这背后则又牵引出了“经济增长与发展”“环境可持续发展”和“能源获得与安全”这个能源三角形如何平衡的问题。尤其是当可再生能源高比例运行时，如何保障电网的安全稳定。

袁家海认为：“目前辅助服务市场存在弊端，需要进一步进行改革。辅助服务我们理解它实际上还是电力系统的公共服务，既然是公共服务应该是全系统买单，所以未来应该要建立把辅助服务成本通过输配电价向终端用户疏导的机制。”他还提到今年七八月美国加州出现的第二次电力危机，此次危机暴露出的是成熟的西方电力市场上依然有设计缺陷，其中核心问题在于没有足够的资源保证尖峰负荷时扛下来。而容量机制就是要确保足够的资源来为电力系统“保驾护航”。

夏清则认为价格传导中一定要意识到中国的实体经济已经没有那么大的抗压力承受电价上涨。新能源消纳中的成本问题，应该依靠包括科技在内的体制机制创新来解决问题。“灵活性资源应来源于唤醒沉睡的资源。比如说，中午太阳最好的时候，电没人用，负荷掉下去，这时候是否可以调动千家万户的热水器，热水器也是储能啊。”

夏清指出：“电价不能以市场化的手段调节本身就是最大的问题，电价的峰谷差拉不开差距，可再生能源怎么消纳？如何解决电力体制改革的红利，绝对不能依赖单方面的降价，而是应该让源网荷互动起来，让用户以最友好的方式用电，以最友好的方式配合新能源消纳，以市场机制来激活用户的互动能力，通过用户互动而创造红利再去降低电价，才是正解。”

袁家海补充提到，当能源系统中广泛部署大量灵活性资源后，电力系统原有的大机组大电网、长距离大功率输送可能会发生变化。“一部分可再生能源就地利用消化，一部分通过就地制氢等多种手段转换。”包括路上跑的电动汽车如何与电网友好互动，风电、光伏如果担当主力能源，它背后可能意味着分布式屋顶光伏、BIPV等和建筑结合在一起的模式对光伏的装机量进行规模化的拓展，海上风电资源增加装机量等。

这又需要通过电力市场化改革的优势，以市场化的手段调峰、调频。“我们一定要抓住市场和规划两条线。从长远看，考虑电力供应平衡，我们应该怎么布局我们的电源。从市场本身释放的信号，我们又应该怎么布局。两个看似不同周期的问题，现在要同步推进才行。”马莉说道。

原标题：实现2030碳达峰2060年碳中和目标，电力系统将怎样以变应变？让新能源唱主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