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能源30年：我们如何通过三次能源革命，将美国拉下霸主地位？
2020年12月底，浙江、湖南等多地突然公布的限电通知，唤醒了中国人尘封已久的“限电”记忆。说起“限电”，现在40岁以上的人应该还能清楚地记得，在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拉闸停电”对于广大城市家庭来说，算是家常便饭。那是中国能源形势最严峻的时期，一边是改革开放后，突飞猛进的工业、民生用电需求，另一边却是老旧落后的能
2020年12月底，浙江、湖南等多地突然公布的限电通知，唤醒了中国人尘封已久的“限电”记忆。
说起“限电”，现在40岁以上的人应该还能清楚地记得，在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拉闸停电”对于广大城市家庭来说，算是家常便饭。
那是中国能源形势最严峻的时期，一边是改革开放后，突飞猛进的工业、民生用电需求，另一边却是老旧落后的能源供应，能源缺口甚至高过百废待兴的建国初期。
为此，近30年来，中国分别在能源开采、发电设备、输电网络三个关键环节，掀起了三次“能源革命”。
而中国的能源产量，也在“革命”之中，从1980年的世界第八、美国的1/3，成为世界第一，美国的1.7倍（2019年数据）。
转眼间30年过去了，中国人使用的家庭电器种类越来越丰富。从电灯、电冰箱，到空调、新能源汽车，用电量越来越高，但“限电”的困扰，却在悄然间退出了普通人的生活。
仔细想一想，你家里有多长时间没有停过电了？
30年来，在生产与生活用电爆炸式增长的同时，中国究竟是怎么做到“不限电”，这一看似简单，但实则宏伟的目标的？
今天就来看看，中国能源工业背后的那些困苦、汗水和传奇……
黑色的起始
1992年8月28日，星期五，是让北京市供电局通讯员唐松寒，印象深刻的一天。
这天下午，唐松寒所在单位，接到华北电管局下达的紧急命令——因为电网负荷过载，电力供应不过来，北京需要“拉闸限电”。
一个小时后，北京1000多路电网，被唐松寒的同事们断掉了765路，相当于总负荷的三成。
全市大停电之后，很快，供电局的电话铃声便如骤雨般袭来。
“喂！我们是回民医院，我们要给重病人手术，请求马上供电。”
“叔叔，快给电吧，还等着看电视呢。”
热线电话里有人告急，有人询问，当然还有不少抱怨。
这场史称“8·28”的北京大停电，一直持续到了夜里。
仲夏夜，停电时间长了，有人家冰箱里的雪糕化了不说，连冻肉都馊了。
唐松寒下班回家后，还平白受到街坊邻居们不少埋怨，人们纷纷质问他：“你还是供电局的呢，怎么把自己家的闸也拉了啊？”
至于他亲手带来的这场停电，还造成了哪些事故，唐松寒后来才知道：
停电那一天，北京四大商场之一的“隆福大厦”，建店40年以来第一次被断电，据估计一天营业额损失过百万；
而玻璃五厂等电等不来，只能忍痛把溶液放掉……
因为停电造成的损失过大，唐松寒给《北京晚报》撰稿时，称“8·28”这一天为“黑色星期五”，引发一场舆论风波。
《北京晚报》报道
为了减少“拉闸限电”的窘境，当时的北京也想出不少招数节约用电。
例如“错峰用电”，将不同区域的企业职工公休时间错开，周三崇文、周四宣武、周五西城。
居委会大妈们则每日巡视街道，提醒居民们随手关灯。而要是谁家要是偷偷安装、当时被视为“奢侈品”的空调，那一定会被大妈们批评为“不顾大局”，有空调也不敢开。
30年前的用电困境，硬是逼着一代中国人，养成了“节约用电”的习惯。对比今天没日没夜开着空调、亮着灯的美国人，不禁让人倍感辛酸。
不过，仅仅让居民节约用电是不够的。
当时的北京，还是一座不折不扣的工业城市，仅首钢及其配套工厂，用电量就占到了全北京的20%。工业用电更加重要，可是万万断不得的。
据统计，为了保障工业用电，1992年这年，从1月到8月的244天里，北京居民有184天是在拉闸限电中度过的。
作为重点城市的首都北京尚且如此，其他地区的用电环境就更差。
例如在四川，80年代普遍实行每周“停三保四”制度，但依旧保不住每周用电四天。江苏则是“停二保五”，实际上也保不了五天。广州必须以高价和外汇向香港买电，而且依然停电频繁。
全国除西北、云南、广西外，所有工业发达的地区都严重缺电。
而在农村，很多农民甚至没有“电力”这个概念，直到1989年，农村电力入户率也只有不到80%，有电的地方，一天也仅通电几个小时，民用燃料短缺高达1/3。
为了解决用电问题，1985年至1992年，中国实行了数年“夏令时”制度——由交通部工程师窦莘元首倡，每年从4月中旬至9月中旬，时间调快一个小时，借此督促民众早睡早起，减少夜生活时间和用电量。
然而，夏令时却在不习惯早睡的南方和西部地区，造成了不小的混乱。
例如在广州，汽车司机们由于“晚睡早起”、疲劳驾驶，交通事故率上升3成。在中西部地区，学生们往往每天天不亮就要爬起来上学，而放学时太阳却正是正午。
千方百计遏制电力消费，终究不是长久之策，也不利于经济发展。解决中国的能源短缺问题，归根结底要从提高能源供应下手。
而能源供应的第一站，则是燃料开采。
燃料开采：有水快流
中国的能源结构，用一句话就可以总结——“多煤、少油、缺气”。
自从1877年唐山开滦煤矿投产以来，煤炭一直在我国能源结构中占据着主导地位，最高占比超过95%，至今仍有60%的比重。
新中国成立后，经历了数轮“五年规划”，中国煤炭生产取得了不俗的成绩，从1949年的年产3000万吨，上升至改革开放初期的年产5亿吨。
不过，相比于我国庞大的煤炭储量，煤炭开采受制于落后的开采设备，增产潜力还远远没有被激发出来。
1980年，中国煤矿机械化率只有33%。也就是说2/3的煤矿，是靠工人们徒手挖出来的，和100年前的大清没什么区别。
为了尽快满足我国的能源缺口，80年代中期，中国政府提出“大矿大开、小矿放开，不要细水长流、而要有水快流”的观点。
在“有水快流”的思想指导下，国家与民间一起上，拉开了轰轰烈烈的煤矿体制改革：
1983年，煤炭部公布了《关于积极支持群众办矿的通知》，开始允许私人从事煤矿开采。
1985年，煤炭行业学习农村改革，实施投入产出总承包政策；1992年，又取消计划外价格限制，显露出市场经济的本色。
1995年，煤矿试行现代化企业制度；1998年，国务院下放直属煤炭企业，推进政企分开。
在一系列体制改革的加持下，煤炭企业生产动力大大增强。这一时期诞生的“五大露天煤矿”，就是体制改革的丰硕成果。
改革开放前，我国露天煤矿多是“一五”时期苏联援建的，开采工艺基本为“铲车+铁路”的组合，设备进口自苏联及东欧国家。
尽管露天煤矿开采成本低、效率高，但由于中苏交恶后，煤矿设备更新困难，露天煤矿开发长期停滞。
直到改革开放后，我国用宝贵的外汇，再度引入美国卡特彼勒、日本小松等外国公司更加先进灵活的“铲车+卡车”设备，甚至与美国能源公司合作办矿，露天煤矿事业才再度重启。
平朔煤矿进口的巨型铲车+卡车
1987年，作为中外合作的重点项目之一——平朔露天煤矿，拿着“中外合作001号营业执照”正式投产，并一举摘得“世界最大露天煤矿”的桂冠。
结果投产不到4年，世界煤炭行情不好，平朔煤矿的美国管理方选择退出。美国人走之前，破坏性地采掘煤层，使得整个煤矿项目面临夭折。
但中国人并不服输。
美国人撤摊后，国家将空出来的管理岗位，全部换上年轻大学生，结合着几年间煤矿工人积累下来的经验，硬是自己把煤矿撑了起来。
有了平朔煤矿的运营经验，我国后续又自行设计了霍林河、伊敏河、元宝山、准格尔露天煤矿，他们与平朔煤矿一起，并称为“五大露天煤矿”，每一座煤矿年产量均在1500万吨以上，至今仍在我国煤矿业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除了国营大矿突飞猛进之外，体制改革，也让民间小矿如雨后春笋般出现。
“有水快流”最火的时候，商店办煤矿、学校办煤矿、连农民也办煤矿。一时间，全国煤矿数量最多达8万多家。
在这些小煤窑的背后，财大气粗的煤老板们，正式登上历史的舞台。
不可否认，在我国工业化的关键时期，特别是2001年入世之后，民营小煤矿为我国能源供应，做出了卓越贡献。
从2001年至2012年，我国原煤年产量从不到15万吨，上涨至接近40万吨，其中民营煤矿产量占到1/3，并支撑我国年发电量从1.5亿千瓦时，上涨至5万亿千瓦时。
同一时期，煤炭价格也从每吨150元上涨至500元，与发电量涨幅惊人的一致，煤老板们因此赚得盆满钵满。
然而，相比于国营大矿，民营小煤矿效率低、污染大、安全风险高的缺点也暴露了出来。小煤窑开采1吨煤，损耗资源是大矿的3倍，工人死亡率则是大矿的7倍。
特别是在隆冬时节，煤炭价格上涨，小煤窑为了利益超负荷运转，导致矿难的现象更是屡禁不止。
例如在煤炭大省山西，2006年供暖季前后的一个月内，就发生了5起小煤窑矿难：
10月24日，太原市万柏林区耙沟煤矿发生炸药爆炸事故，11人死亡。
11月3日，吕梁市临县新民煤矿发生雷管爆炸事故，9人死亡；
11月7日，太原市冀家沟煤矿发生透水事故，造成10人死亡。
11月12日，晋中市灵石县南山煤矿井下发生炸药燃烧事故，34人死亡；
11月26日，临汾市尧都区河底乡芦苇滩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24人死亡。
接连不断的矿难新闻，让政府和社会反思，“带血的煤炭”是否符合社会的根本利益。
作为对“有水快流”的纠正，从2007年开始，国家推动煤炭企业“大并小”。从3万吨、6万吨再到9万吨，逐步淘汰私人小煤窑。
2011年，山西年产30万吨以下的小煤矿，全部被淘汰。
低效落后的小煤窑关停后，中国煤矿机械率提升至98%，煤矿事故死亡人数，也从世纪初的每年六七千人，下降至去年的200余人。
煤炭行业彻底告别了粗放式发展，进入平稳、规范的新时代。
作者： 来源：柏年说政经 责任编辑：jianp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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