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我国新能源产业发展“排头兵”的光伏产业，前些年经历了爆发式增长，光速般成就了多个新能源产业“大鳄”后，眼下正在遭受行业过度扩张产生的“阵痛”：产能过剩、部分企业竞争力不足。据报道，去年至今，国内90%以上的光伏企业面临亏损、减产、停产等问题。
　　雪上加霜的是，美国、欧盟、印度等国又陆续出台了针对中国光伏企业的“双反”调查、高额征税等严苛的限制政策。内忧外患下，长期严重依赖外需的国内光伏产业步入了一个危与机并存的时代。一方面，欧盟启动反倾销调查申请后一个月，在美国上市的大全新能源、尚德电力和晶澳太阳能等企业，由于股价持续低于1美元，频繁收到退市警告。11月16日，江西赛维LDK也收到了来自纽交所的退市警告……另一方面，国家电网[微博]公司规定，从11月1日起，对适用范围内的分布式光伏发电项目提供免费并网服务，同时收购分布式发电项目所产生的富余电量。业内人士分析，国家电网此时出台促进分布式光伏发电并网政策，表明政府支持光伏产业发展的态度，为困境中的本土光伏企业家们提振了信心。
　　已经勒紧裤带坚持了一年多的本土光伏企业，究竟该选择逐步退出生存状态严酷的光伏行业，还是继续咬牙坚持期待市场“春暖花开”？究竟该选择继续扩展海外市场、力争打破欧美“高门槛”的限制，还是转而关注国内市场、在中国绿色能源战略大框架下寻找新的机遇？本期论坛，我们邀请到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产业经济系骆品亮、孙霈、姚志勇三位学者，以及中科院宁波材料技术与工程研究所叶继春研究员、浙江海宁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凌红伟副局长、浙江晶科能源有限公司综合管理中心蒋崇定副总经理这三位特邀行业嘉宾，谈一谈在这“十字路口”，国内光伏企业乃至整个光伏产业，该往左，还是往右？
　　“产能过剩”不等于“产量过剩”
　　记者：“产能过剩”并不是一个新鲜的词汇，但很多时候，人们常把“产能过剩”和“产量过剩”混为一谈，两者有何区别？另外，现有部分解读习惯将“产能过剩”定义为导致产业危机的罪魁祸首之一，产能过剩是洪水猛兽吗？
　　骆品亮：产能就是生产能力，指一个企业或一个行业的长期供给能力。一般来说，如果出现企业过度进入或过度投资于某一市场领域，便可能会因为潜在生产能力的急剧膨胀而出现产能过剩现象。
　　但产能过剩与产量过剩并不是一回事。产量过剩有可能只是短期内产量一次或数次超过实际需求，它可以通过“去库存化”来进行调节。产能过剩则是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持续出现供大于求、企业开工不足、甚至关门停产等现象，它无法简单地通过“去库存化”来解决，而是需要一些更为长期的调整措施来消除冗余产能，比如产业重组、产能淘汰、乃至市场退出，等等。
　　从产业生命周期的角度看，产能过剩一般不会出现在处于导入期和成长期的行业，而是主要集中在处于衰退期的行业，因为衰退期的行业需求开始萎缩，不足以消化既有的产能。但是，如果投资增速过快，而由于某些原因导致需求能量没有完全释放，导致投资增长快于需求增长，那么，处于成长期的新兴行业，也可能出现产能过剩问题。
　　其实，产能过剩是一个非常笼统的说法，如果从产业链的角度来理解，产能过剩是产业链中的某一环节相对于下游的消化能力出现过剩。比如，在光伏行业里，相对于下游的需求，硅片切割能力出现了过剩。
　　孙霈：在经济学教科书里的“产能过剩”概念不涉及需求，认为产量小于生产能力就是产能过剩。
　　现在的悖论是，在单纯的市场经济环境中，不会存在长期的供给大于需求，因为市场机制会自行调整。但在中国，由于特殊的政策与制度环境造成市场调整的能力还不够，才有了长期产能过剩的问题。
　　产能过剩是一种常见现象，日常媒体中通常作为负面报道来诠释，其实，产能过剩的危害和给企业带来的影响，需要根据经济周期做具体的分析。中国产能过剩从2002、2003年开始，伴随着经济发展的产能过剩是为了追求规模效益，产能扩展再快，也不会产生影响。但当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过剩的产能问题就浮现出来，造成负面的影响。对企业来说，产能大、产量小，最直接的后果，是无法实现规模经济与成本优势。
　　姚志勇：出现产能过剩，往往有三类可能的原因：
　　一种可能的原因是，企业故意维持一定程度的产能过剩。一方面，因为市场需求具有不确定性，时常会出现波动，为了不错过“波峰”阶段的需求，企业愿意维持一定的过剩产能。另一方面，为了阻止潜在竞争对手进入市场，企业也需要维持一定的过剩产能作为战略储备，将来一旦其他企业进入市场，立即投入这些战略储备，通过更大规模的生产降低市场价格，从而打击竞争对手。
　　另一种可能是企业对市场走势出现了误判。由于眼下的市场需求旺盛，部分企业可能会基于“惯性”，认为未来几年市场需求还会持续上升，因此增加新的生产线、新的设备。如果未来经济走势出现反转，使得此前的乐观预期落空，便可能出现产能过剩，这种情况既可能发生在“夕阳产业”，也有可能发生在“朝阳产业”。
　　最后一种原因是在一段时间内，不是某一个行业、而是很多行业都出现了较严重的产能过剩，严重到产量也许只有生产能力的50%左右，这便很有可能是经济周期现象。当经济陷入不景气，特别是国内、国际经济同时陷入不景气，这时容易出现全方位的产能过剩。
　　“三无”企业“咬牙挺着”
　　记者：浙江海宁、江苏无锡、江西新余等地，共同被看做国内光伏产业发展较领先的地区，目前在海宁，光伏企业的生存环境究竟如何、面临哪些困难？
　　叶继春：2008-2010年是中国甚至是全世界光伏产业发展最好的时候，虽然爆发了金融危机，按道理说市场应该差，但实际情况却刚好相反。光伏产业作为新兴产业，市场需求很难预料，尤其是在各国政府的补贴政策下。2008年欧洲市场被打开，使得国内生产的光伏产品供不应求，即便质量略有瑕疵，也不用担心销路。
　　现在回过头看，当时全世界都在扩张光伏产业，只不过在这一轮扩张中，欧美企业的产能“仅”增加了5倍、10倍，中国光伏产业整体产能增加了几十倍。在那段“疯狂的岁月”里，由于缺乏良好的引导，部分对光伏产业没什么了解的企业，只因为看到了火热的市场，也盲目跟风投资。与此同时，地方政府和银行又在一定程度上“推波助澜”。这种扩张堪称无序，终于酿成了现在产能过剩的后果，对中国光伏产业、光伏技术的发展，都带来了非常恶劣的影响。
　　凌红伟：从2007年开始，海宁开始有企业涉足光伏产业，到目前为止，共有规模企业13家、年工业产值85亿元，光伏产业成为海宁继皮革、经编、家纺后的第四大支柱产业。能在短短几年内发展得这么快，其中有政府引导的作用，也因为海宁民营资本、民营企业家对发展新兴产业、高科技产业始终保持着非常敏感的态度。
　　但从去年开始，海宁的光伏产业整体面临很大的压力。今年以来，当地很多光伏企业的产量虽然不变或增加，但产值、销售额、利润率均出现“跳水”，大量企业亏损。
　　根据我们的调研，面临的问题主要包括：市场需求问题，目前，海外市场需求增速放缓，各国又针对中国光伏产品出口设置了一定的障碍，而国内市场还在缓慢启动中，因此出现了内外需同时不旺的尴尬局面。另外，与3、4年前相比，银行对光伏产业的态度有微妙的变化，不再那么“支持”，各光伏企业面临的资金压力很大。同时面临市场、资金的压力，使民营企业家信心受挫、心生退意。在光伏行业中感受到的“寒意”，让一部分企业家投资其他新兴产业或高科技领域时，也变得举棋不定。
　　蒋崇定：整个晶科能源有限公司包括江西、浙江2个生产基地，并在上海设有营销中心。2010年，晶科能源在纽交所上市，用一个词概括当时的盛况，那就是“日进斗金”。
　　2011年，市场开始转冷，到了下半年问题越发明显。面对严峻的形势，浙江晶科从两个方面着手预防和应对行业产能过剩危机。
　　一方面继续开拓海外市场，同时成立了专门的开发投资部门。增加销售团队的综合能力和素质，理顺信息反馈流程，及时有效应对客户需求的变化。销售团队专业化的服务，为持续稳定增长的海外市场份额奠定了有利基础，也为长期全面的海外市场战略布局做好了铺垫。
　　另一方面，通过多样化渠道扩大国内销售，在国内寻求开拓屋面、地面工程。组织申报国家金太阳项目，目前已经确认国家科技部发布“2012年金太阳示范工程项目目录(第二批)”公告。浙江晶科获得了12.257MW浙江省海宁市袁花镇工业功能区屋顶光伏并网电站项目。光电一体化项目也在积极申报中。同时，30MW分布式示范工程项目已经上报至中央，等待批复。
　　此外也利用自身在品牌和技术上的优势和浙江当地多家企业展开广泛合作。与当地20余家供应商形成了长期的战略合作关系；主要原辅助材料实现当地就近采购，劳保用品和易耗品近70%以上就近采购。在整个光伏行业不景气的情况下，需要更加重视产业共赢，以求共渡难关。
　　目前，在同行业普遍限产、停产的形势下，浙江晶科订单还算饱满。
　　咬牙坚持到今天，晶科能源在国内光伏企业里规模虽然不是最大，但运行还算坚挺。在业界被誉为“三无”企业：无减产、无减员、无减薪。但坦白说，对比去年制定的计划，今年还是“缩水”了，比如，浙江生产基地目前有2000多名员工，而按照计划，现在本应该拓展至4000至5000人规模了。
　　前路隐约已有“亮”
　　记者：身初眼下的光伏市场，企业无非只有两条路可走，或逐步退出，或寻求突破。从企业角度出发，如果打算继续在光伏产业中谋发展，该做些什么？
　　骆品亮：企业需要强调的是竞争理念的转变。光伏产业之所以出现如今的局面，除了海外市场人为制造的贸易壁垒外，很大一部分原因，要归咎于国内企业此前的盲目投资。如果希望在未来竞争中确立优势，就必须改变一味通过规模扩张打价格战，走低成本路线的竞争思路，转向强调前瞻性技术的开发和应用，让中国光伏企业从单纯的生产制造工厂向光伏技术研发中心转变。说到底，欧美市场并非没有需求，只是需求增速放缓，贸易壁垒也不是杜绝一切进口，而是为了抵制低端光伏产品进入。
　　光伏行业的产能过剩如今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大量产能集中在切割与组装环节上，企业要“突围”，必须想办法打破这一环节的“拥堵”。以前我们常将改变的希望寄托在竞争力不强的小企业身上，希望他们主动退出市场以推动产业资源的存量调整。但事实是，小企业尽管竞争力弱，但轻易不会做出改变。突围的号角，其实更应由行业中占有相对丰富资源的大企业来吹响，它们有更强的协调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能够通过战略转型在价值链其他环节树立竞争优势，实现从“红海”到“蓝海”的转变。
　　孙霈：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产能过剩，供给大于需求了，部分企业就会选择退出该产业，供给相对减少后，价格就会上升。然而，对于产能过剩的现状，不同的企业有自己的判断，有人认为是长期过剩，有人认为是短期经济波动，依然看好产业发展，等经济回暖了，市场需求又会恢复。所以，尽管面对相同的市场，各企业或退出或坚守，反应不一。
　　叶继春：作为技术人员，我认为，包括晶体硅太阳能电池和薄膜太阳能电池在内，如今光伏领域的技术路线图已比较清晰。
　　前几年，晶体硅与薄膜彼此定位上还有些碰撞，主要因为晶体硅价格太高，给薄膜留下了空间。此后几年，随着晶体硅技术不断成熟，不仅光能转化为电能的转化效率逐步提高，价格也不断下降，目前在市场上处于绝对统治地位。现在晶体硅和薄膜的定位已很清晰，前者转化率高，可用于屋顶和一些地面项目，后者转化率较低，但比较适合建筑一体化等方面的应用根据各方面显示的信息，晶体硅现在的技术储备很丰富，大约有50多项技术目前正在进行新技术与低成本的平衡，今后几年内将可能实现产业化。不管是晶体硅技术的持续提高或者是新的光伏技术的开发，我们将实现50美分/瓦组件成本和50美分/瓦的系统安装成本。
　　换言之，技术人员已经能在技术路线图上看到，用不了几年(2020年左右)，光伏发电即便没有国家政策扶持，也将具有与其他发电方式独立竞争的能力，预计全球市场的需求届时将会突然释放。
　　但是，这绝不意味着本土光伏企业只需“挺”过最近几年就能迎来春天，因为几年后的光伏产业技术会有大幅度的进步，国内光伏企业现有生产线上制造出来的转化率仅16%、17%的产品，将属于技术落后产品，依然没有市场。因为必须在技术层面保持进步，同时妥善处理好从现有技术、现有设备向新技术、新设备的过渡，国内企业要“挺”过这几年，其实真的不容易。
　　政府应建立产能预警机制
　　记者：光伏产业出现危机后，为了拓展国内市场以实现“自救”，国家有关部门此前出台了一系列扶持政策，目前这些政策效果如何？未来在拯救光伏产业的“战役”中，各级政府还应做些什么？
　　骆品亮：未来，有关部门可能要从三个方面下手：
　　首先，政府要提高预警能力，构建信息共享平台。导致产能过剩的原因之一是市场需求的不确定性，而行业内的多数企业又对市场信息缺乏捕捉能力，必须依靠政府提供较准确的产业发展趋势与市场动态信息。
　　其次，要推进产业重组，淘汰部分过剩产业，促进企业转型升级。同时，政府要站在更“高”的层面，考虑怎样才能形成有序的产业分工体系和产业布局，使区域之间、地区之间形成协同定位，避免大量产能再次集中在产业链的同一个环节上。
　　最后，政府要警惕市场不景气时期出现的企业间的恶性竞争，以及别国强加给我们的贸易壁垒，对内规范企业竞争行为，对外争取国际竞争的主动权，简单说就是构建、完善、维护光伏产业的“游戏规则”。
　　孙霈：产能过剩就是产能超过了预测，但是什么样的产能是合适的产能，说不清楚。以钢铁行业为例，国家相关部门在制定相关政策时，根本就没能预料21世纪前十年中国经济与钢铁需求有这么快速的增长，2000年对后十年的预估值远远小于后来的实际数值。所以产能目标到底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反映实际经济情况，还有待商榷。
　　即使建立了目标，也很难抑制投资冲动。在中国的产业政策中，大规模的固定资产投资不能随意增加，不管民营企业还是国有企业，都需经过发改委和其它相关部门的审批。但在过去的十余年中，超过三分之一的新增钢铁产能在没有获得发改委审批的情况下开工建设的，如2004年江苏铁本钢铁有限公司违规建设钢铁项目事件，就是其中之一。但客观来说，国有钢铁企业在扩大产能过程中也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虽然发改委在国家宏观层面上履行监控职能，但在过去的十年中这些监控并未落实，不管是央企还是地方政府都热衷于扩大产能，由于地方政府也有解决就业和经济增长问题的需求，所以大量的产能扩张是以政府财政的支持，以银行贷款为背景的。
　　从这个角度说，国家制定的一些产能目标，更多还是为各相关方面提供一个参考，而非依据。
　　但同时，我们也无需把产能过剩的问题看得这么可怕，因为这是市场经济的常态，同样是市场“自然洗牌”的过程，是“创造性破坏”的过程。从这一点上讲，政府官员如果能把这个问题认识清楚，能够以保持社会稳定为前提，合理控制产能过剩问题，更好地促进市场优胜劣汰的过程。
　　姚志勇：纵观有关部门近年公布的产能调整计划，不管是抑制产能还是扩张产能，离实际发生的情况，都有距离，常常出现计划滞后于经济发展的现象。
　　我个人建议，在产能变化方面，政府可以提供参考、意见，但不要干涉太多，让企业来决策是否需要新建产能。将新建产能的风险交由企业来承担，这样企业在决策时才不会轻易“头脑发热”，摆脱“政府依赖症”，学会自己把握市场。
　　叶继春：我个人认为，产能预警完全可以做到。
　　2010年，全球光伏市场陷入“疯狂”，当时我和同事谈论这个行业时，就已经注意到一些“凶兆”。比如，当时订购了一台光伏产品流水线上的关键仪器，结果要等一年半。那家仪器生产商占了全球70%、80%的份额，从它的生产状况不难判断一、两年后全球将新增多少产能。
　　类似的线索还有很多，但包括行业协会、各大企业都选择了刻意忽视，因为要劝说“日进斗金”的企业家放弃“趁胜追击”很难，当然这里面也存在一些企业“战略竞争”布局等因素，所以这项工作还要由更冷静、更全面的政府部门来做。但中国的政策制定很容易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不管是“一哄而上”还是“一哄而散”，都不利于产业和科研工作的长期、稳定发展。政府部门要建立预警机制，引导企业的正确投资。但是政府部门又不宜介入太深，要相信行业中存在的大部分问题都能够通过市场调节走上正轨。
　　凌红伟：作为新兴产业的光伏产业，在最近几年经历了大跃进式的发展，导致市场无法承受。对此，我们需要反思。
　　最需要反思的是，宏观调控政策要落到实处。早几年，其实我们也看到有风险，比如，2009年国家工信部对光伏产能过剩发出过警告，海宁市也在2010年对海宁光伏产业爆发增长背后存在的隐忧发出过预警，但最终各方都没有用宏观调控来控制产业发展，错过了规划产业布局的最佳时机，导致各地光伏产能严重超过市场需求量。
　　同时需要反思的，“大跃进”式的产业发展过程破坏了客观的经济规律。产业扩张太快，企业的技术、人才储备远远跟不上，最终复制出一批重复建设、粗犷管理的代加工企业，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战略性新兴企业。
　　眼下，有关部门需要尽快拿出对策的问题有两个：国内光伏市场的启动速度如何能更快些？市场容量如何更大些？眼看一批企业的资金链已非常紧张，银行方面是否能提供多些帮助？
　　圆桌嘉宾
　　骆品亮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产业经济系教授
　　孙霈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产业经济系副教授
　　姚志勇 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产业经济系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