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能源转型背景下，我国这一轮能源革命，需借鉴国际经验，但应注意结合自身国情，并通过多边国际合作机制，谋求在全球能源治理进程中的话语权。
　　各国转型皆立足国情
　　正在兴起的这一轮能源变革、能源转型，不同于以煤炭、石油为标志的前两次能源革命，波及范围相对有限，这一次能源转型的全球化特征相当明显，世界各主要经济体都在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布局能源转型，如美国发力页岩气革命，欧洲推行低碳减排理念，日韩侧重于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实现能源供应多元化。可以看到，虽然各国的能源政策调整力度有大小之别，节奏有快慢之分，但各国都有一个终极目标——低碳、绿色、可再生。
　　在这一背景下，我国开展能源革命，就必须放眼世界，同时立足国内，牢记煤炭占能源消费总量64.2%的国情，大力提高煤炭清洁高效开发利用水平，最大限度调整能源结构，不能简单照搬复制他国路径和方法，如此，才是真正理解了“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精髓和真谛。
　 如何少建“技术博物馆”
　　能源革命需要依靠科技创新、制度创新以及体制机制创新方能实现，而能源科技革命，无疑是能源革命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面向未来，可选的技术路线变得非常丰富，如分布式能源、智能电网、新能源汽车、超大型海上风机、下一代光伏、CCS、第四代核电、可燃冰以及外太空太阳能技术等。如何降低选择成本，尽量少走弯路，少建“技术博物馆”，是打开国际视野后亟待解决的问题。
　　分析世界各国的技术产业化规律，大多是遵循分层级发展的思路，优先突破位于技术路线中间位置的适用技术，因为其虽然不是最尖端的技术，但一定是性价比最高且最具产业前景的技术；对于超前一些的技术以创新研发为主，在合适的时候可以采取示范工程进行推广；对最尖端的技术则以基础性实验为主。我国的能源技术革命，首要任务是在“分层次，有取舍”的基础上，构建符合我国能源产业特色的技术路线图。
　　实际上，在不同发展阶段，我国科技创新路径也采取了不同的策略。比如改革开放初期，我国走的是引进、吸收、消化、再创新的路线，对于当时能源产业的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目前，应该致力于提高进口技术本土化效率，同时巩固领先技术优势地位进而输出到国外。比如我国曾引进煤炭液化技术，在发现问题后，并未简单放弃，而是积极开展二次研发，最终实现技术突破；再比如我国在超高压特高压输电领域处于国际领先水平，煤电领域也有很多技术居于世界前列。我们原来的传统模式是引进、吸收、消化、再创新，创新是在终点上。在能源革命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的是把创新放在起点上，才能真正形成自己的原创核心优势技术，除引进来之外，还要积极“走出去”，将中国制造、中国创造共享给世界，推进全球能源革命进程，否则可能永远落在人家后面。
　　同时还应明确，科技发展日新月异、技术更新周期越来越短，能源科技革命并不是某一个国家的“独角戏”，在很多领域应更多开展国际双边、多边合作，以联盟共同体的方式进行研发，比如“第四代国际核能论坛”(GIF)、“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ITER）等，通过形成全球性的国际化的技术联盟形成合力，利用这种模式，实现技术突破的周期缩短。当然，也应充分考虑各国之间的法律体系、市场机制和政策制度存在的差异，以及由此产生的知识产权保护、应用和推广问题等。
　　能源治理的“中国声音”
　　在1月中旬的世界经济论坛2015年年会上，中国如何在全球经济治理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问题，引发广泛关注。在全球能源治理领域，中国同样应积极主动谋求更大话语权，过去基本是“外国说中国”，现在的局面是“中国说中国”，未来需要的是在全球能源治理和规则制定中提高我国的话语权，强调在双边多边国际合作中，在国际组织中，既要体现共赢的基础，又要突出我国的话语权。比如亚太经合组织（APEC）、“一带一路”这类国际经济组织中。
　　在全球化时代，世界各国都无法独善其身。面对能源革命的挑战，在发展中解决问题的途径还要回到合作机制，寻求多赢模式。现有的全球能源治理框架建立于上世纪70年代，随着新兴经济体在全球能源格局中地位的增强，现有的框架已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需要进行改革，以顺应目前能源贸易重心向亚太地区转移的趋势，使主要发展中国家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密切能源生产国与消费国之间的合作，促进国际投资，发现市场波动的影响因素。
　　对我国而言，作为全球能源市场的新兴参与者，虽然在能源市场份额上已经属于能源大国，但是在国际能源事务上仍然经验不足。未来应当培养现代化的治理能力，熟练掌握、运用、改革和塑造国际规则，逐步深入参与全球能源治理，参与国际规则和体制的制定与发展,在必要领域应主导秩序的塑造。（作者系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