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在博鳌亚洲论坛2018年年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在主旨演讲中宣布大幅度放宽市场准入、创造更有吸引力的投资环境、加强知识产权保护、主动扩大进口等一系列对外开放重大举措。

在改革开放40年的进程中，开放不仅为中国带来发展红利，也深刻地影响了世界。在当今世界刮起逆全球化之风的背景下，中国扩大开放的新举措将给中国带来哪些新的红利？又将给世界带来哪些新机遇？6月1日，《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专访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请他解析中国扩大开放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隆国强接受《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专访 (《中国经济周刊》记者 胡巍|摄)

想要抓住新技术革命的机遇就必须开放

《中国经济周刊》：您如何看待当今逆全球化思潮抬头的情况下，中国做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的承诺？

隆国强：中国这么多年一个很成功的经验就是顺应全球化潮流，准确判断机遇，把握机遇，趋利避害。

看清世界发展的大势，是制定正确的对外开放战略的前提。回顾历史，对世界大势的判断直接决定发展战略。新中国刚成立时，我国属于社会主义阵营。抗美援朝后，西方国家制裁中国，我们不可能对西方开放。但不能说那时的中国完全封闭，我们对社会主义阵营开放。到了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中国被迫在封闭条件下发展经济。

当时我们对世界潮流的判断是什么？民族国家要独立，无产阶级要革命。基于对国际形势的这种判断，我们确立了优先发展国防工业的战略。随时准备打仗，生产力布局要从沿海、平原地区转移到山区——入山、分散、进洞。例如，二汽在十堰的山区里绵延20多公里，因为汽车在战争期间属于军民两用产品。在这种对形势的判断下，不存在对外开放融入世界的问题。

1978年谷牧副总理带着一个30多人的代表团到欧洲进行了30多天的调研，跑了5个国家的15座城市。代表团深深地感觉到，封闭发展虽然是有成就的，但是和世界先进水平差距很大。上世纪80年代初中央形成对世界潮流的新判断，即和平与发展是世界的主流，既然做出了这个判断，我们就要打开国门、对外开放。

今天世界的潮流是什么？会不会因为逆全球化、一些国家的单边主义行为，让全球化趋势发生改变？习主席在达沃斯论坛上的讲话、在今年博鳌亚洲论坛上的演讲指出，全球化的历史趋势不会变，和平合作、开放融通、变革创新的潮流滚滚向前。因此，我们必须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持自主开放，在开放中发展壮大。

《中国经济周刊》：从改革开放初期到全球化面临波折的今天，中国对外开放所面临的机遇发生了哪些变化？

隆国强：在全球化有波折的情况下，我们面临的环境确实有变化，原来的机遇可能没有了，而新机遇又会出现。

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一直到本世纪初，我们抓住的一个重大机遇是出口型的劳动密集型产业跨境转移。从1970年代开始，东亚地区一些出口导向型经济体随着本土劳动力成本上升，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对外转移，中国正好实施了对外开放政策，大力吸引出口型外商直接投资，实施加工贸易政策等，把中国劳动力低成本的优势释放出来。那些企业来到中国后，把管理的优势、技术的优势、海外销售渠道的优势和中国低成本的优势结合在一起，所以很多转移过来的企业到了中国大陆后比它在本土做得更大。对我国而言，在供给侧解决了我国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口竞争力的问题，使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货物出口国。

第二个机遇就是需求侧的全球繁荣。为什么我国出口增长很快？一方面是竞争力提高得很快，另一方面就是全球繁荣。2008年金融危机以前全球经历了长达十几年的繁荣，而中国出口的高速增长恰恰就是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的，一直持续到金融危机前。

如今全球经济还在深度调整中，全球繁荣不再；另外，劳动密集型出口加工产业跨境转移，中国不再是承接方，甚至可能是转出方。但并不意味着没有新机遇。

一个最大的机遇就是新技术革命，中国正面临产业结构升级的关键时期，而全球性的技术变革是一个巨大的机遇。此外，人才、高端制造与服务活动加快向我国汇聚，是“引进来”的新机遇。在“走出去”方面，国际产能合作方兴未艾，中资企业通过并购和海外投资整合全球资源能力上升，都是新一轮开放面临的新机遇。

回顾历史，英国抓住了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机遇，美国、德国抓住了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机遇，日本抓住了电子革命的机遇。

要想抓住新技术革命的机遇，就必须扩大对外开放。因为技术进步是全球性的，中国必须用全球的技术、信息、人才、资本来搞创新，加速自身的技术进步。只要自己的战略对头，形成一个良好的创新、产业发展的营商环境，就能够吸引技术、人才、资金、信息顺畅地进入中国。所以在不同的阶段，国际环境在变，但在任何情况下都会有机遇和挑战。一个国家能不能成功，在于能不能判断准确并采取适当的开放战略和举措，抓住机遇，趋利避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