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之前先讲两个故事给我们的讨论提供结构框架。一个中国的，一个中外结合的。

第一个故事，可能很多读者都比较熟悉：佛教的著作《坛经》曾经记载了一个这样的故事：印宗法师讲《涅磐经》时，有风吹幡动。一僧曰：“风动”。一僧曰：“幡动”，议论不已。惠能进曰：“不是风动，不是幡动，仁者心动。”

从哲学上理解，它涉及什么是客观，对客观的认知（cognition）以及根据这一认知引发的心态（mind）改变。而心态改变往往意味着下一步的行为改变。

另外一个故事大家相对陌生，笔者基于心理学测试题和很多材料进行了加工。请大家想象以下两个场景：

第一个场景：世界著名投资人沃伦巴菲特出现在黑龙江鹤岗。

第二个场景：著名投资人沃伦巴菲特出现在黑龙江鹤岗，戴着眼镜，年龄很大，精神很好，拿着一罐可口可乐在喝，准备投资买房（4万/套）。

请问：上述哪个的可能性（概率）更高？

你是不是觉得第二个的可能性就大一些了呢？事实上，第二种概率上的可能性只可能是第一种的子集。

第一个故事，笔者想告诉你：本质上，世界并不存在事实，而只存在对事实的主观理解。但凡存在，就已经是主观加工之后的；但是仍然，基于普遍认可的事实理解还是好于基于主观想象。

而透过第二个故事，笔者想说人理解这个世界可能是高度不理性的，依赖直觉甚至是情绪，存在着各种逻辑谬误。我们需要通过公开讨论互相校核来规避人性弱点与各种感知幻觉，形成集体理性认知。

本期文章，我们结合“能源安全”关切展开，讨论与之有关的情绪、直觉以及理性。

“心动”的问题——进口多元与安全并不绝对正相关

通过进口多元化来提升能源安全保障程度，在最近的政府文件中有高密度的显示。2022年12月的中央财经工作会议说：（要）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支持企业“组团出海”，加快进口多元化。同期的《扩大内需战略规划纲要（2022－2035年）》文件提及：推动进口规模扩大、结构优化、来源多元化。

4月中旬，我国能源主管部门在新闻发布会正式推出了提升能源安全保障水平的思路方案，概括为“增强化石能源兜底保障能力，发挥好煤炭“压舱石”作用，加大油气勘探开发和增储上产，确保国内原油产量长期稳定在2亿吨水平，天然气自给率不低于50%”。

这反映了能源决策者的“心动”。天然气如果产量无法大幅增加，那么政治性的依存度目标天花板实际上限制了消费的最大增长潜力。以目前的情况，天然气消费总量上限约在4500立方米/年。

就对外依赖程度而言，所谓的高依存度意味着高风险无疑具有两个关键的假设：第一，所有的来源都是存在风险的，并且相同，可以直接加总；第二，国外一定比国内依赖风险高。

无论从历史还是逻辑检验来看，这两个假设都是站不住脚的，而属于人的心理想象范畴，属于“心动”。沙特的油不同于俄罗斯油的风险，也不同于苏丹油的风险类型。如果美国的军事基地用于航路控制，更高程度的多元化意味着更大的风险敞口。

就石油进口而言，在全世界40个出口石油的国家中，我国已经从超过20个实现进口。这着实不算少了。如果考虑到石油品质（比如密度与含硫量）的区别，这种安排是否意味着过高的炼制成本是一个需要额外研究的实证问题。

基于对其他国家/贸易合同的深度不信任，是缺乏建设性的。如果你把这种安全界定在对外依赖程度，以及这种依赖代表的可靠程度上，我国的石油安全形势并未恶化。

相反，随着俄罗斯/沙特出口市场的缩小、价格的下降，我国在石油贸易谈判地位实际上在上升，进口石油有望取得更好的价格，乃至于低于我国长期成本不断看高的煤炭。这同样是低碳经济发展的巨大机会。

在现货天然气，特别是LNG居高不下的情况下，我国需要进一步加大俄罗斯天然气进口。当然，这仍然系于基础设施，特别是油气管网的扩大。在短期内这无法到位的情况下，加大俄罗斯LNG进口是应然之选。

“风动”风险上升——地缘政治乃至军事冲突

当前，经济层面的全球化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WTO国际贸易机制受到冲击，美国开始解构全球自由贸易体系，并且频繁挥舞长臂管辖；各地区本地化生产需求进一步强化，权力模式大幅度挤占稳定、清晰与共识规则的空间；光伏、电池、电解槽、人工智能等面向未来的关键技术和领域的竞争而不是合作的状态进一步加剧。

这种情况下，不可预见的地缘政治事件乃至军事冲突风险的确增加了。但是这种风险本底（先验）概率还是低的，因此看到某个信号事件之后的“后验概率”也不会高到哪里去。

基于这样的认识，如何规避人的直觉谬误以及避免情绪支配，往往成为一个理解“风动”的重要问题。

一个反面案例就是：直觉与情绪支配在理解与预期欧洲2021/2022天然气危机发展上表现特别突出。

这包括：

问题转移：元化好VS多样化是否足够了？再好的东西也存在最优程度。看到德国过度依赖俄罗斯很狼狈，就觉得别人的问题也是自己的问题，用别人的药方解决自己不存在的问题。

滑坡谬误：如果再往前一步踏上"滑坡"，就必定会一路滑跌到沟底，亦即假定我们不可能中途停住。事实正好相反。如果一件事不能永远进行下去，它就会停止（“If something cannot go on forever, it will stop”） 。我国目前扩大俄罗斯进口，并不意味着这将自动走到德国依赖的那种程度。

合取谬误：地缘政治冲突预测就像赌博。因为每次都不同，涉及到了人的因素，特别是政治强人与双方都对先发制人与必胜的信念。我们可以推演很多种可能，抽象或者具体程度不一。你把可能性描述得越具体，人们往往认为它越可能。类似我们开头的例子。越具体的东西往往其可能性越低。这是条件概率决定的。

不具有时间/空间稳定性的论断：“欧洲转向煤电”VS“我国煤电是压舱石”的信息误导在我国媒体层面甚嚣尘上。爱因斯坦曾经说过：世界上有两个东西是永恒（endless）的：宇宙与人类的愚蠢。除了这2者，如果它不是永恒不变的，你必须界定时间/空间/程度才能表达明确的含义。

频率幻觉：自己怀孕了，就会看到路上到处都是孕妇。俄罗斯这次把天然气作为地缘政治武器，在战争未开始的时候就战略性减少了对欧洲的供应，人们就会觉得下次其他主体也会这么做，从而将概率事件变为确定性认知。这往往包含2个心理过程，第一个是有选择的注意力，第二个是确认习惯，激发大脑中的奖励中心。我们通常对符合我们认识或者相信的东西印象更加深刻。

这些人性的弱点，都影响着我们准确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形成理性认知，从而采取适当程度的反应与改变行为应对。

“幡动”——考验软硬件的稳健程度

危机的发生，无疑意味着“风动”。但是风动了，是否会吹动幡，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这往往考验一个系统的稳健（robustness）程度，是具有消化危机的自动稳定机制还是必须扔掉之前的规则手册，以一种独特的“危机管理模式”才能搞定。

四川干旱没有引发电力价格的上涨，但是却让一部分人群失去了电力供应，这是缺乏自动稳定机制的突出表现。

“避免过度依赖预测做决策”是一个方法论上的重大问题。四川水电丰富不假，宏观上是外送省份不假，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在某个具体的时段，时间点，它一定具有这样的能力。

微观加总为宏观，而不是宏观决定微观。四川的案例说明，我们现在更习惯完全不具有时间空间稳定性的定位简化与粗尺度的规划思维，同时基于高度不确定性的预测做战略决策与能力安排。

这样的方法未来在一个高度波动的世界中是非常脆弱的。对不起，这也是笔者的主观预测。

如果我们要从系统思维加强稳健程度，转变成成为短期经济效率之外的额外考量，那么到底是采用建立自动稳定机制（比如灵活的价格机制）、抑或提高供应冗余程度（比如目前我国的煤炭，这对于这种低价值原料完全是不必要的）、还是建设战略储备（油气库）、乃至像美国那样把芯片工业变成国防工业（类似于战斗机），这需要基于能源各个子部门进行细致分析。我们留待今后讨论。

但是必须明确的是：稳健能源系统涉及的软硬件，我们都需要进一步加强，类似银行的压力测试体系。

从实际出发

任何稳健的系统，都存在不可预知的风险——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黑天鹅”。这是无法应对的。

即便是反复做各种压力测试的银行（类似美国硅谷银行），还是会隔段时间出现破产，而且每次的情景都不同、不可预见。

一厢情愿地希望能够实现所谓“应对乃至避免黑天鹅”堪比人定胜天与亩产万斤，只可能是一种幻觉。

我国社会具有的强大韧性（resilience），足以让我们保持乐观。在一定程度上，给定存在那么多的灵活性需求，笔者甚至认为我国并不存在石油安全问题。

问题的关键在于：危机发生之后，我们能否确保应对危机的成本，由那些能够充分承受的群体承担，而不至于造成过度的“心动”。这涉及中断风险传递链条的技术性分析，以及对中断风险的工具选择。

仅从最近几年的情况来看，我国石油的潜在安全风险远小于电力安全。进入21世纪的第二个10年之后，我国已经基本告别大面积电荒、或者说电力短缺。仅在夏冬两个季节存在短时性的用电高峰紧张。

从2020年冬季湖南/江西的用电紧张，到2021年全国多地的限电（包括辽宁出现“拉闸”）、2022年四川持续2周的电力紧张，我们可以说出很多的原因。类似一个人得了流感，原因可能是病毒感染、着凉、冷空气来袭……

电力短缺原因分析包括了直接的导火索、必要的中间条件以及深层次的原因，以及各种无法有任何行动改进含义的对事情的另外一种描述（re-frame the problem）。

近几年来，不同地区、不同时间段发生的电力短缺现象，都有着不同的各种原因。比如说：2020年冬季湖南用电紧张主要是供给不足+取暖负荷过高；四川停电，主要因为干旱叠加降水不足……

无论哪一个事故，煤电因为价格的苛刻管制，基本“躺平”都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因素。这又是诸多电力短缺事故的共性原因。

在充分探究每一次电力短缺问题的之后，我们会发现，不考虑发用两端供需动态的“输电专线”成为电力系统的最大软肋。

在多个地理尺度上，输电专线都具有很高的风险与各种不可测量的不确定性。某些群体之前似乎觉得：尽管其对全社会有成本，但是中央政府还是能够通过这种方式获得收益，特别是输电垄断利润以及对相关省份的控制。

现在，随着各种要素的快速变化，这种主观直觉已经变得不再可靠。必须破除这种僵直输电而不是地区互联的方式。

小结

我们周围的世界，它的变化不太可能发生得特别快。当然，这并不是说，一些微弱的信号或者边际变化，我们不需要加以重视。我们不能以自己的主观想象代替现实发生程度，陷入一种正循环的预期自动实现过程当中。

暴露在国际地缘政治经济与大国博弈中的油气部门，“风动”的时候，如何争取“幡不动”——极端事件发生无法伤害我们；如果它会伤害我们，如何保证这种物理伤害不至于在心理上形成创伤，也就是“心动”。这方面，关注不同群体的承受力是个重要的话题。

而对于天然处于“内循环”的电力部门，可再生能源的份额上升也只会是逐步的，这方面的所谓风险是个系统层面的充足性评估问题。近期安全形势的恶化，来源于价格机制的混乱以及高能见度白象工程的“幡动”。需要拔掉这些旗杆。

作者： 张树伟 来源：能源杂志 责任编辑：jianp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