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美国经济进入了新世纪以来最强增长周期，这一轮扩张周期的拐点或会推迟

一是因为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经济复苏速度缓慢，拉长了经济周期
二是通胀消失，模糊了周期边界
三是劳动力市场仍有改善空间，将持续支撑经济走势

◆ 但增长态势并未弥合其国内政治分歧和社会撕裂

其一，经济仍脱实向虚，拉大了社会撕裂程度
其二，每年联邦收入约减少1%，但经济增长对增加联邦财政收入的推动力将小于该水平
其三，当前经济增长的模式加剧了政治分裂

◆ 仍应关注美国经济风险的积聚

其一，税改让美国债务负担雪上加霜
其二，特朗普政府的政策未改变美国经济虚重实轻的基本态势
其三，贸易强硬立场或扰乱全球供应链

▲ 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

得益于周期性因素和系列经济新政，美国经济进入了新世纪以来最强增长周期。这也成为特朗普政府强硬贸易立场的重要背景。

美国此轮经济扩张的拐点或推迟

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经济增长已连续三个季度接近3%，为近年来最强劲增长数据。大选至今，美国股指升幅约为25%；2017年美国房价平均涨幅为6.9%，已经连续上涨70个月。在楼市和股市双重加持下，2018年第一季度美国家庭净资产增加1万亿美元，有史以来首次超过100万亿美元，增加的1万亿美元来自房地产估值4900亿美元的增长和各类金融资产5110亿美元的增量。2017年5月美国失业率降至3.8%，各州政府甚至以补贴购房等优惠政策开启“抢人”模式。

评级公司标普首席经济学家比斯·博维诺认为，美国经济正处于“甜蜜点”（即高尔夫球的最佳击球点）。特朗普总统对自己的“经济政绩”也洋洋自得，成为其炫耀的政治资本。

美国此轮经济增长周期始于2009年奥巴马经济刺激计划，已经延续111个月，仅次于“克林顿繁荣”时期1993年3月至2001年2月的连续120个月。从历史上看，美国几轮经济扩张周期长度均在8～10年，据此可判断当前美国经济已进入敏感时点。但由于金融危机改变了美国经济周期演化特征，此轮美国经济增长暂未看到结束迹象

一是因为金融危机以来美国经济复苏速度缓慢，拉长了经济周期。金融冲击后果复杂，且影响时间长，导致此轮复苏较慢。与1998、1999年相比，2016、2017年美国经济若干指标降幅明显：GDP增长率由4.4%、4.8%降至1.6%、2.5%；投资增长率由9.0%、8.7%降至-0.9%、6.2%；消费增长率由4.8%、5.0%降至1.6%、2.6%；个人可支配收入增长率从5.9%、3.3%降至1.4%、2.0%。

二是通胀消失，模糊了周期边界。美联储指出，全球化与自动化导致美国劳动力市场两极分化，中等收入岗位大幅减少，雇员谈判能力降低，导致薪资增长缓慢。2017年薪资上涨仅1.5%，薪资水平低于2008年。由于薪资增长缓慢，此轮经济扩张周期中通胀持续低迷。金融危机以来，核心通胀率除2016年第一季度外，均在2%以下。

三是劳动力市场仍有改善空间，将持续支撑经济走势。金融危机后，美国新增就业岗位低薪化趋势明显，劳动者缺乏谋求职位的动力，市场对劳动资源配置效率不高。尽管从整体上看劳动市场已接近充分就业，但青年（16～19岁）失业率高企，女性劳动参与率持续走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参议院听证会上表示，青壮年劳动参与率低和低工资增幅意味着劳动力市场还远未到供不应求的水平。由于经济增长和就业尚未接近极限，美国此轮经济扩张的拐点可能被推迟。

贸易保护主义是“铠甲”也是“披风”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经济增长的态势非但未弥合其国内政治分歧和社会撕裂，反而带来不利影响。

其一，经济仍脱实向虚，拉大了社会撕裂程度。美国经济学家费坎多·阿尔瓦拉多等认为，1978年至2015年期间，美国经历了底层50%人口的收入占比完全崩溃的情况。美国阶级“鸿沟”已从39%上升至51%。当前美国经济增长进一步加剧了该趋势，金融资本高位运行，让富人更富；而新增就业岗位低薪化，让贫者更贫。

其二，每年联邦收入约减少1%，但经济增长对增加联邦财政收入的推动力将小于该水平。同时，美国债务压力也将随时间推移而加剧。美联储持续加息，不断推高联邦政府偿债成本，而经济增长将难以缓解债务压力。预计特朗普税改将在2018年至2019年致使联邦政府偿债成本上升，而随着婴儿潮一代步入退休行列，政府支出还会增加。

其三，当前经济增长的模式加剧了政治分裂。特朗普政府税改是在民主党“零支持”的背景下通过的，加剧了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分歧。民主党以债务压力和贫富差距为由抨击美国经济增长的不真实，并力图阻碍特朗普政府财政刺激计划的推行。

美国这种经济增长态势使得特朗普的贸易保护倾向更加严重。一方面，美国经济持续增长增强了特朗普的底气，另一方面，为减轻政治分歧和社会撕裂带来的不利后果，鉴于国内社会议题上的政治分歧，特朗普转向对外推行强硬的外交和对外经贸政策，试图以对外强硬的方式凝聚国内共识，转移国内矛盾。

特朗普自上任以来，就将贸易看做是国家间的冲突。首先，特朗普对世界贸易组织（WTO）发出批评之声，指责WTO“偏离重心”，成为“以诉讼为中心的组织”，不够重视现有规定的执行，应着重解决“长期产能过剩和国有企业影响力”等诸多新问题。

其次，美国宣称国内法大于WTO法，并以此根据《1962年美国贸易扩展法》232条款，以国家安全为由先后对美国进口钢铁和铝产品、汽车及零部件加征关税。

特朗普还通过大规模税改，将现行的“全球征税体系”改为“本土征税体系”，推动美国企业海外巨额利润回流。值得注意的是，税改方案已开始对其他国家产生巨大的心理和现实压力，可能引发全球性“减税竞赛”。

历史经验也表明，不仅美国在经济衰退时容易披上贸易保护主义的“铠甲”，在经济繁荣时期也容易选择贸易保护主义的“披风”。1980年7月至1985年2月美元处于升值阶段，美国内采取如当前一样的“紧货币+宽财政”组合政策。为应对巨额的财政赤字和经常账户逆差，1985年美国施压英国、法国、德国、日本共同签订《广场协议》，引导美元有序贬值。

在所谓“美国优先”的原则指导下，特朗普政府出台了一系列单边和保护主义色彩浓厚的经贸政策，比如，采取大幅降低企业税率的做法，吸引企业回到美国国内；通过“雇美国人、买美国货”大力促进出口；通过力推“公平贸易”和知识产权保护，意图从根本上削弱竞争对手优势。近年来，通过吸收世界经济复苏红利，美国实现了自身经济快速复苏，但其对世界经济的带动和反哺作用却在弱化，无法再为全球化提供有益补充和改革动力。而且将进一步促成全球资金流入美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