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发给光伏专委会的函中，王斯成表示，“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连续5年全球第一，累计装机规模连续3年位居全球第一”。

业内人士称，中国光伏产业产能早已严重过剩。“此次新政出台，就是为了限制发展速度，踩踩刹车。”一位接近监管层的人士说。

新政出台的另一个原因是，对新能源的补贴难以承受光伏产业的发展速度，补贴拖欠不断增加。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底，我国对新能源的补贴达到1500亿元，其中光伏补贴的缺口占比超过50%。

“这些补贴将持续20年，补贴金额每年叠加，缺口将会越来越大，包袱也会越来越重。”上述接近监管层的人士说。

中国光伏电站市场始于2009年。为了加快国内光伏发电的产业化和规模化发展，监管层推出“金太阳工程”——采用财政补贴的方式支持不低于500兆瓦的光伏发电示范项目。

这些示范项目能够获得50%的补贴，偏远无电的地区补贴甚至高达70%。高额的补贴让光伏从业者趋之若鹜。2011年，纳入金太阳示范目录的项目规模为677兆瓦。

一年之后，规模飙升至4.54吉瓦，翻了近7倍，但真正按期竣工并网发电的比重还不到一半。这种“投资补贴”的刺激方式备受争议，也让光伏发电市场陷入各种乱象之中。

在光伏行业的第一轮“圈地运动”中，在资本的驱逐下，中国西部省份的戈壁和荒漠中，一座座太阳能光伏地面电站纷纷拔地而起，成为当地独特的风景线。

但投资者很快发现，由于当地无法消纳如此多的电量，这些大型地面电站所发的电很难输送到电网系统中，西部电站弃电现象越来越严重。2016年，我国西部地区平均弃光率达到20%。

光伏应用的另一个战场在户用市场，它始于2016年。与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光伏产业以分布式为主相比，我国的分布式光伏发电发展相对滞后。

国家能源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我国光伏电站累计装机容量67吉瓦，分布式累计装机容量10.32吉瓦。

从2016年初开始，监管层开始不断出台各种扶持政策。根据规划，2020年，我国分布式光伏将达到60吉瓦。2015年，这一数字仅为6吉瓦。

在政策扶持和补贴的刺激下，分布式光伏的发展犹如脱缰的野马，开始失速，引起监管层的担忧。仅2017年，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规模达到53GW，全国光伏发电装机量累计达到130GW。其中，分布式新增装机超过19GW，同比增加3.7倍。

身处其中的大大小小光伏公司为了能够多拿到一分补贴，开始“军备竞赛”，产能不断扩张。但狂欢过后， “后遗症”开始凸显。

最明显的“后遗症”体现在经营数据上。相比较2015年和2016年，光伏公司去年的各项经营数据开始明显下滑。“这是抢占市场，价格竞争的结果，整个行业产能过剩。”上述光伏公司创始人称。

通过对七家海内外上市光伏公司经营数据的统计可以发现，从2015-2017年，六家上市公司在净资产收益率、销售净利率、毛利率、现金流上出现大幅下滑；而总资产周转率、资产负债率则出现较大幅度上升。

以出货量位居第一的晶科能源为例，该公司2015-2017年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17.47%、33.88%、2.16%；毛利率为20.34%、18.08%、11.30%；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为13.39亿元、-18.03亿元、-1.77亿元.

由于在颁布前没有广泛征求行业内意见，大多数光伏公司处于未知状态，“531新政”因此备受争议，但这也反应出监管层对目前光伏行业所处境遇的担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