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坚定性与灵活性统一应对贸易战

　　中美双方目前正在进行谈判协商，尽管很多人并不看好谈判结果，但我们还是应当努力争取以合理条件达成双边协议，尽管要冒着对方“弃约精神”的风险。

　　我们要坚定应对美方主动挑起的贸易战，也要保持足够灵活性，特别是要努力保持中美之间的经贸联系纽带。因为经贸利益在国际关系中始终发挥着压舱石的作用。

　　我们坚决应对的首要目的是遏制美方道德风险，避免其因轻易得手而变本加厉，并进一步寻求在政治、军事领域挑起更大摩擦，而且断绝中美经贸联系必然会使美方因无所顾忌而大大提升中美全面政治、军事对抗的风险概率。我们虽要准备好应对极端情况，但也要避免中美关系走到那一步。

　　对特朗普本人，我们也需要客观、全面看待。他对外行为方式的确咄咄逼人，但仔细审视其绝大多数诉求，就不难发现其实质并非主张扩大美国的国际责任，而是主张压缩美国承担的国际责任，他是在以咄咄逼人的姿势实施战略收缩。

　　2017年12月发布的特朗普政府第一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定义了以下四项至关重要的美国国家利益：

　　从上述定义来看，这四项目标都不是主张对外实施战略扩张，而是眼光向内。也正因此，他才不断提出压缩军费、从海外撤军之类主张。

　　在对华关系上，贸易战爆发以来，特朗普的一些政敌挑衅中国跳得比特朗普还要高，部分原因是其理念和利益所致，但还有部分是企图引特朗普入瓮，放大特朗普对华贸易战的负面效果，从而打击特朗普本人。反正对华贸易战负面后果的政治责任都会归结到特朗普头上，而不会归结到他们头上。

　　即使是身边那些对华贸易极端派，特朗普与他们的利益也不完全重叠。因为他们全力追求、推动自己的极端理念时无需顾忌损害自身个人利益，但特朗普必须顾忌，甚至要考虑自保。

　　倘若通观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中有可能胜出的政客，特朗普未必没有可能是对我们最有利的。我们不能指望美国在可预见的未来出现“亲华”总统，须知美国是当今唯一超级大国，而中国被视为最大潜在竞争对手，我们能够指望的是“N害相权求其轻”。

　　任何谈判都需要双方妥协，不能把符合我们利益的妥协视为“认怂”。以大豆贸易为例。去年中国对美反制措施已经有效地重创了美国豆农，国际市场大豆价格显著下跌。但我们需要考虑，大豆易腐，在美国仓储爆满、很多大豆得不到合理储存的情况下，可能会导致市场库存锐减，进而推动国际市场豆价反弹暴涨。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进口合理数量美豆，符合我们这个世界头号大豆进口国的利益；如果能把这作为谈判中的一张牌与对方交换其它利益，那对我们就更好。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运用之妙，存乎一心；我们对国家利益的追求永恒不变，但具体策略必须因时而变。

　　五、结束语

　　中美关系、中美贸易战是中国崛起进程中不可逃避的一道坎，只要我们策略得当，在保持和增强内部凝聚力、动员能力的基础上，以应对挑战为切入点推动自身改革，不断提高效率，敏锐识别、抓住危中之机，我们就能经受住考验，保持、甚至增强中国国运上升势头。

　　改革开放以来，从1980年代初债务危机，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政治风波和西方制裁，1997—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到2008年次贷危机，我们已经先后4次遭遇重大外部冲击，但每一次冲击最后都推动中国在国际经济政治体系中的“江湖地位”上了一个台阶。

　　只要我们努力，这第五次冲击的结果也不会两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