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洁取暖事关民生福祉、绿色发展，是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农村生活方式革命的重要内容。在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主任江亿看来，“革命”必然伴随着技术、经济、机制体制等多方面困难，由化石能源转向可再生能源及核能是重要的路径所在。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能源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建筑节能研究中心主任江亿

能源消费要适应供给侧变化 
 

能源供给侧改革的主要目标在于实现低碳发展。谈及推行“革命”的原因，江亿表示，为落实《巴黎协定》将“平均气温升高控制在2摄氏度内”的要求，到2050年，我国人均使用二氧化碳的排放量需从7.5吨/人降至2吨/人。“在确保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要控制排放，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唯一路径是在能源供给侧结构上展开调整，也就是所谓‘革命’。”

那么，革命如何展开？江亿认为，我国燃油对外依存度已达70%、燃气对外依存度达30%，除非在资源量上有所突破，否则二者很难成为主导能源。相比之下，可再生能源及核能则更为适合。

“从分布来看，我国可再生能源资源丰富。例如，西北可发展风光火互补，保障自用并向南、向东稳定输电；西南则靠水电，满足自身发展并向东部供电；东北、华北及蒙东既要供电、也要供热，发展可再生能源的同时，可将余热利用起来；东中部及南边重点解决调峰问题，用好西北、西南来的稳定电力即可。”江亿称，各方依托不同资源、满足不同要求，共同形成一个良好布局，由化石能源转向可再生能源及核能成为现实。

与能源供给相匹配的，还有消费侧调整。对此，江亿认为可通过以下方向予以发展：

一是采用高效用电方式，大幅增加电力在终端用能中的比例；

二是通过灵活电源和末端用能模式的革命，解决用电峰谷调节问题；

三是尽量减少末端燃料的直接燃烧应用，尤其是为北方供暖找到新的清洁热源。在此基础上，化石能源未来可仅用于工业生产、部分交通、供热调峰等领域。

多渠道发挥可再生能源的作用 

可再生能源的主要是表现形式是“电”，从消费侧出发，如何更好地应用电能？

江亿认为，首先应评估好电的实际价值，而非简单将电和热等同。一份电相当于四份热，若不科学地用一分电生成一份热，实际是极大浪费。对此，提倡在末端加大用电比例，如通过热泵技术等方式实现电热转换、提高热电比。按照未来的能源发展，电力应占到终端能源总量的2/3以上，才与源侧发展的可再生能源相一致。

其次应关注调峰瓶颈，通过各种渠道解决峰谷差问题。江亿提出，可发挥当地燃煤、燃气电厂的灵活调节能力，从源侧进行调峰；同时在消费侧发展新的用电模式，通过需求侧响应让终端用电设备参与调峰。“比如大力发展电动车，不仅是为解决尾气排放，这也是能源结构调整的一个重大举措。如果真正用好智能充电桩网络，哪怕有一半电动车参与调峰，都对解决电网峰谷差有着巨大作用。或者可使用热泵供暖，借助建筑的热惯性参与调峰。”

此外，不应忽视低品位热源的重要作用。江亿指出，北方冬季只需保证屋内维持在20摄氏度左右，即可满足供暖要求。因此理论上说，任何20摄氏度下释放的热源都可应用，此前一度被忽视的热电联产乏汽余热、一些工业生产中排放的低品位余热等，实际上均大有可为。

尤其针对低品位工业余热，我国工业生产耗能目前达25亿吨标煤以上，在此过程中排放的100摄氏度低品位余热超过5亿吨标煤。“这些低品位余热60%以上位于北方供暖区，每个冬季的排放量约达1亿吨标煤。”江亿举例称，其中绝大部分热量是以冷却塔散热的方式排出，导致每年冬季工业耗水量达30亿吨水，相当于南水北调工程每年调水量的三分之一。如能将50%工业余热用于供暖，再加上70%热电联产提供的热量，可为北方地区200亿平米建筑提供35W/㎡基础负荷热量。由此，既可兼顾可靠性、安全性、灵活性，也可避免过量供热，形成一个满足各种不同需求的良好供热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