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民进党宣布推动能源转型，以“减煤、增气、展绿、非核”为能源发展方向，谋求在2025年建构“燃气50%、燃煤27%、再生能源20%、核电1%、其他2%”的发电结构。但是，蔡英文当局的能源政策多服务于其“政治目标”，无助于改善台湾能源困境，岛内电力系统脆弱性持续凸显。岛内长期政治恶斗导致能源议题“政治化”，能源政策制定偏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正常轨道，绑桩选举，加深社会分裂。

据台湾能源主管部门统计，再生能源占台湾电力供给比重由2016年的4.82%增至2020年的5.47%，远低于原定2020年9％的占比目标，这反映出蔡英文当局推动能源转型以来，再生能源发展明显落后，面临多重挑战。

其一，普及推广不力。再生能源推广涉及土地、运输、储存、产业等多重因素。太阳光电面临土地不易整合、电网容量不足等问题；风力发电面临渔业协商、生态保护及噪声等问题。此外，岛内新能源汽车、绿色公共交通等产业发展滞后，也影响着再生能源产业链的塑造拓展与韧性提升。

其二，发电限制条件多。再生能源受到天气、季节、日夜的影响，发电不稳定且配合调度难度高。河流逢枯水期，惯常水力电厂的发电量就会大幅降低；风力发电更是“靠天吃饭”，风太小发不了电，台风来了则需停止运转。同时，再生能源的间歇性、不易预测性是再生能源并网与电力调度的最大挑战。如出现大量且集中的再生能源发电并入电网，会对电力系统的稳定运转产生冲击，造成输电系统壅塞、系统频率及区域电压变动加剧，影响供电可靠性。

其三，产业本土化挑战大。台湾离岸风电产业起步较晚，本土产业链不成熟，缺乏巨型风力机及自主风电系统维修技术，同时融资、保险、法律保障等配套不足。蔡英文当局要求外商采用台湾制风机及相关零件，引发欧洲风电大厂不满，欧盟官方多次提出抗议。此外，趸购费率调降引发业者不满。2018年蔡英文当局试图大幅调降趸购费率，沃旭能源等业者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反对。

蔡英文当局为拓展“国际空间”、嵌入全球低碳供应链，积极推动减碳，但成效有限，这与其经济战略和碳减排制度设计缺失高度相关。

一方面，经济发展战略与碳减排背道而驰。根据台湾环境主管部门统计，当前台湾二氧化碳排放大户主要为制造业龙头厂商，若蔡英文当局强力推进碳减排，势必冲击相关产业发展。同时，蔡英文当局实施“投资台湾三大方案”，吸引制造业回流岛内，发展半导体等高耗能产业，进一步加剧岛内的能源困境及减碳难度。

另一方面，碳减排制度设计流于形式。蔡英文当局制定碳减排计划缺乏前瞻性，多为被动应对，且未形成集中高效的管理机制，碳定价机制建立遥遥无期。

蔡英文当局在缺乏有效评估的基础上，欲完全放弃核能发电，大幅减少燃煤机组，用燃气发电及再生能源替代，基载电力面临不足。一方面，再生能源发电规模较小且储能、传输等相关技术不成熟，难当基载电力。另一方面，岛内目前的天然气储槽容量是15天、安全储量7天，而每年7月至9月为台湾的台风季和夏季用电高峰期，若连续遭遇极端天气，运输船无法靠岸或离岸，岛内天然气存量将出现不足。

基载电力长期不足将导致备用容量率持续较低。一般而言，备用容量率越高，电力系统供电可靠度就越高。目前，台湾地区核准的备用容量率仅为15%，作为孤岛电力系统的台湾，夏季用电高峰期间备用容量率长期不足10%，其断电风险性陡升。2017年“8·15”、2021年“5·13”及“5·17”三次大停电都在发电机组出现故障或检修期间。备用容量率严重不足，导致大范围断电，给岛内民众的生产生活造成巨大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