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两会”期间,多位重量级人物聚焦中国产能过剩问题,反思部分由四万亿元经济刺激政策所造成的产能过剩问题。
3月7日,全国政协委员、工业和信息化部原部长李毅中在全国政协记者会上说,“部分产业产能严重过剩这恐怕是个不争的事实,钢铁、铝、水泥、煤化工、平板玻璃、造船,甚至风电设备、光伏电池、多晶硅等行业都是严重过剩的。业界有个评论,一般的开工率、利用率75%以下为严重过剩,实际上这些行业的开工率都不足75%,特别像多晶硅、光伏电池,光伏电池开工率57%,多晶硅是35%。”
此前一天,国家发改委主任张平在全国人大记者会上说,目前产能过剩在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焦炭等传统产业“尤为突出”。对这些行业,国际上一般认为产能利用率在80%至85%是比较合理的,但在中国,这些行业产能利用率目前大体在70%至75%。
“还有,近一个时期以来,光伏、风电设备等新兴的产业也出现了产能过剩。”张平称,光伏产能利用率只有不到60%,风机则不到70%。
对产能过剩问题,有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造成“中国式”产能过剩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越来越多的企业正在深受地方政府的影响,追求规模最大化以换取更高的行政地位和地方保护,而不是以利益最大化为导向,造成没有边界的扩张。如果政府“不换脑筋”,产能过剩的问题解决不了。
“强心针”带来过剩
对于上述产能过剩的现状是市场的结果还是政府调控的结果,张平6日没有正面回答,只表示“各个方面的因素比较复杂”,要继续深化改革,来从根本上解决现在产能过剩和体制机制方面的一些因素。
另据今视网报道,3月5日下午,李毅中在全国政协经济界别小组讨论会上,回顾了2008年金融危机时一系列刺激政策出台的过程:“在当时经济大幅度下滑的情况下,用通俗的话说,这些(应对危机采取的非常规)措施是强心针,否则经济就有可能崩溃。”他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首先是企业要能够保住、活下来。
“当然,这些措施也会产生一些负面影响,比如现在大家评论的固定资产投资一年增长30%多,造成地方债务问题,产能过剩问题。还比如说淘汰落后、节能减排力度不够。”李毅中坦言。
李毅中7日指出,过剩的能力都是落后的需要淘汰的能力,造成这样的状况带来很多的危害,首先是效益不好,市场没有那么大的容量,靠贷款来建设可能会带来资金的风险。企业的停产歇业以至于关闭还会造成社会稳定问题,有潜伏的危机。
张平6日的说法是,产能过剩会同时引发行业内的恶性竞争,明知亏损还要生产,这种状态也导致了一些地方的保护主义,分割了市场。
“现在的落后产能占15%至20%,……我想再经过一段努力,这种状况可能会缓解,但是目前看来实现这样的目标难度还是很大。”李毅中7日说。
“中国式”产能过剩
事实上,在金融危机前,产能过剩就已是中国产业发展的“顽疾”。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研究部部长冯飞曾告诉记者,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明显产能过剩大致有四次,其中有两次非常相似,一次是1998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那次主要是轻纺产品过剩;二就是现在——经受了一次严重的外部冲击后带来的程度大、影响深的产能过剩。
兴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市场研究总监鲁政委对记者表示,与其他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相比,“中国式”的产能过剩有两个“奇怪”之处:第一,前者的过剩通常是周期性的,即在经济低谷时表现出来的产能利用率下降,而中国几乎一直存在着产能过剩的问题;第二,政府治理产能过剩多年,但一些重灾行业过剩情况并未好转。此外,新兴产业也迅速过剩。
“问题就是,中国存在着大量深受地方政府影响的企业。”鲁政委说,“这些企业的取向不是利益最大化,而是规模最大化,利益最大化的扩张是有边界的,大到不赚钱它就不扩张了,而规模最大化的企业扩张是没有边界的。”
鲁政委还指出,所谓深受政府影响的企业不只是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同样如此。“在光伏行业上,已经非常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而且搞得越大越安全。它不赚钱做下去还能有好处,好处就是隐含的行政地位会提升,且能够大而不倒。”
此外,他还提到,国家发改委淘汰落后产能的方式“值得深思”,认为以规模大小来作为产能是否落后的标志,可能是“逼”企业向大规模做,越淘汰过剩产能越多。
他指出,通常企业退出有两种方式,一是破产,二是转型。
“破产很不容易,因为一些企业有政府担保,反正能借到钱,就不用破产了。这么多年,几乎没听说过国内的钢铁厂破产,包括光伏,本来民营的企业,地方政府把它国有化之后就破不了产了。”鲁政委说,“转型也很难。当年武钢养猪引起极大争议,但我觉得挺好,很显然,钢铁已经没有前途了。深受政府影响的企业,做这样的转型很可能得不到政策的支持,很可能说你不务正业。我们常说‘立足主业’,这同时也意味着给企业的转型树立了障碍。”
据经济参考报报道,近日,各省市正在向工信部报送2013年部分工业行业淘汰落后产能目标计划。此外,国家发改委拟会同工信部、财政部、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等部门完善“组合政策”,突出差别电价、能源消耗总量限制、问责制、新老产能挂钩等对企业投资和生产的约束作用,以抑制产能过剩及行业盲目扩张。